同为江苏人的盛宣怀与张謇（中）

文｜罗一民

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合作

盛宣怀注重以“义赈”的形式开展赈灾救荒工作，就是以地方士绅为主，由民间人士主导赈灾募捐活动，以弥补“官赈”之不足。由于盛宣怀在商界、政界的地位突出，在他主持义赈和官赈的过程中，往往可以调动相关联的大企业资金，并且常常采用先垫款散赈再募捐归还的方法，比官府赈灾要更为及时高效。因此，他成为了“义赈”界领袖人物及灾区首要的求助对象。

盛宣怀在 《行述》 称：“平生最致力者，唯赈灾一事。”他还说自己“于赈务数十年来无役不从，虽皆量力倡捐，全仗四方响应，远极欧美，细至妇孺，每一役也，或十余万，或数十百万，乐此不疲，亦并无求福之心。”此番言论与张謇的慈善观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张謇坦言：“慈善事业，迷信者谓其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由于盛宣怀热衷慈善事业且卓有成效，他还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张謇因在家乡创办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色彩的慈善机构，被誉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可以说盛宣怀与张謇都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和引领者。而且，他们在赈灾等方面还互相配合支持。

1909年海州发生大水灾，张謇和许鼎霖等组织赈济。盛宣怀和吕海寰联名去函表示：“既经阁下及季直殿撰、少卿观察相为提倡，弟等谨遵尊示，即在海州平粜项拨助规银三千五百两。”另外，岑春煊捐助赈款五千元，也是请盛宣怀转致张謇归入工赈。

后来，张謇在家乡通州主持潮灾救济时，也曾致函盛宣怀吁请“定例设法，迅赐拨给赈款若干，俾速集事。”这时，盛已因辛亥风波避祸日本，收到张函后，他即以汉冶萍存款归银十八万两支票交公司经理由神户带回上海用于救灾。他说：“众檠易举，张季老领袖具间，必能念及灾黎，得此不无小补。”

张謇除了对赈灾义无反顾，对能够防灾减灾的导淮事宜极为热衷。在这方面，他也得到了盛宣怀的支持。张謇曾将导淮函件、章程、图说等寄给盛宣怀，便于盛对治淮情况加深了解，并予以支持。1911年美国红十字会派工程师詹美生勘淮，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的盛宣怀负责安排。张謇对盛宣怀提出了许多建议。盛向新任两江总督张人骏报告：“业经商请张季直殿撰酌派熟悉河道情形员伸照料，会同前往，详慎测勘，并于江皖新捐款内提拨规银一万两，解交张殿撰查收，先备支用，除另文咨请尊处查照，并分咨江苏、安徽、河南三省抚院暨查振大臣外，该工程师到宁，趋谒馆辕，尚祈即赐延见，并谕照料员绅及沿途地方官一体妥为接待，以昭妥慎。”盛宣怀如此细致周到的安排筹划，完全是为了争取美国人对治淮的支持，实际上也是在听取张謇意见的基础上，对张謇治淮事业的支持。

铁路国有、汉冶萍公司处置等问题上的矛盾

然而，好景不长。盛宣怀在“东南互保”、赈灾与导淮等问题上，与张謇友好相处、密切配合不久，两人又为铁路国有，汉冶萍公司处置等问题，产生了矛盾。

1897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盛宣怀就任督办，主导铁路建设事宜。针对当时政府资金匮乏，外国又欲以入股方式控制路权，盛宣怀主张铁路干线由国家控股，但需向外国借款，支线以民间集资为主。1898年他代表清政府与英商怡和洋行订立 《沪宁铁路草合同》，初定向英商借款修路。但在1905、1906年，浙江和江苏两省绅商又经奏准，先后成立商办浙路、苏路铁路公司，欲自行筹款修筑沪杭甬路。张謇任苏路公司总理、协理，满腔热情地投入自办铁路事业中。然而，在英方的勒逼之下，清廷下令重申向英商中英银公司借款筑路，绅商只能搭股。于是，汤寿潜、张謇等人掀起了浙、江两省绅民拒款保路斗争。张謇在1907年的日记中记载道：“八月二十五日，外部允英人强借江浙铁路资本事发见，蛰先先争，苏人继之。”

张謇在1906年的日记中记载道：“四月一日，苏绅来会议铁路。”“闰四月三日，见苏路商办俞旨，丹揆总理，謇协理，苏人请也。”“二十八日，苏路公司成立，租屋于大马路五福弄对门。”“五月一日，会议路股章程。”“二十日，十二时至杨树浦，午后至铁路公司、图书公司。”“六月九日，与施、钟、王议沪宁路地价事。……任地价则地主之权犹在苏也，是亦不得不尔之势，其款则由盛借萍醴款，索还凡本息一百四十余万两。”“十八日，相度铁路学校改筑之事。”“十九日，与陈飞青、范冰臣二生勘路……往返瓜泾十八里，幸日光不烈，有微风，强可忍耐。”“二十四日，定购地章程。”“九月五日，王少谷来谈，未值，复晤于苏路公司，说路事。”“十五日，苏路公司开股东会。”“十九日，公司董事会议，推刘厚生为稽核总司理，印隽臣为银钱总司理。”“十一月二十二日，铁路开会集股。”二十五日，开商会议劝路股。”“十二月一日，借住铜元局，并借以为苏路驻浦事务所、工振事务所。”

从张謇日记可以看出，对于利国利乡、利绅利民的铁路自建，他是尽其所能、全力操办的。同时，他也寄希望于和求助于老乡盛宣怀。他在1906年8月9日致赵凤昌的信中，为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的款项贷给江苏铁路公司设计了具体办法，包括贷多少，如何贷，以及本息如何逐年偿还等。他还一厢情愿地说道：“杏翁 （宣怀） 打一头阵，到末数，便可接应，亦稍可周转，在杏翁可为桑榆之收，亦尽梓桑之谊，苏省藉此可合大群，而外界之激刺，亦从此可减，想杏翁必以为然。”接着，张謇又在同年9月3日致函盛宣怀，提出对铁路公司订购汉阳铁厂钢轨的有利方案，并恭维盛：“揆公关怀桑梓之心，当亦无所计较也。”如此动之以家国之情，晓之以利害之理，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然而，盛宣怀作为清政府主管铁路建设的负责人，迫于内政外交的种种考虑，尽管对张謇等人的诉求多有应答，但还是与之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识见。他还是主张依约向英方借款筑路。由此，张謇与盛宣怀顿生龃龉。1906年7月16日沪宁铁路沪锡段举行通车典礼，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愤然说道：“入坐之客多不成礼，盛杏翁犹腼颜宣颂词也。全球路价之贵无逾江苏者，即江苏人之受累逾于全球，然则是日之举独银公司受贺耳，江苏人应受吊。”

1908年3月，中英双方在原来的 《沪宁铁路草合同》 基础上，正式订立 《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由盛宣怀所负责的邮传部出面借英款、聘英人为总工师。此举更激起了江浙两省绅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蔚为壮观的保路风潮，矛头直指盛宣怀。但此时张和盛的私交似乎还不错。1908年4月，张謇夫人徐氏病逝，盛宣怀专门发函吊唁，张謇则复函称谢。

1910年，汤寿潜电劾盛宣怀“损中益外，假公济私”，致盛被革去铁路公司总理职。不久，四川等地掀起了声势更大的“保路运动”。竭力主张变铁路商办为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首当其冲。此运动直接引发了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盛宣怀成了清廷替罪羊被罢黜，若丧家之犬亡命日本。

此时，张謇顺应当时的普遍舆情，对盛宣怀大加鞭伐。他在1912年2月7日为反对汉冶萍与日本合办，致函孙中山、黄兴，还不忘抨击盛宣怀在铁路问题上所为：“盛宣怀为人，小有才能，不顾大局，无丝毫国家观念，即如铁路国有政策，本不为非，而彼乃以卑劣市侩之手段行之，致激起全国反对，满清由此覆亡，吾侪正宜奉为殷鉴。”呜呼哀哉！与张謇同为苏籍政商名流且公谊私交尚可的盛宣怀，若闻此言，当如何是好！

在后来的汉冶萍处置的问题上，张謇与盛宣怀亦十分对立。盛宣怀自1896年从张之洞手中接办困难重重的汉阳铁厂后，励精图治、千方百计，总算使铁厂有了起色。1907年11月，花费巨资建造的铁厂新炉告成出钢，效益大增。为了更大规模的减本增效，盛准备将煤矿与铁厂一体化。1908年春，他向清廷上奏 《汉冶萍煤铁厂矿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析》，表明“已函商前督臣张之洞，力筹保守之策，拟将汉冶萍煤铁合成一大公司。新旧股份招足银元二千万文，一面拨还华阳债款，一面扩充炼铁……以期保全中国厂矿挽回中国权利。”经清廷批准后，盛宣怀全力实施推进，公司经营成效非常明显。特别是公司的主产品钢轨产销两旺，既顺应了各地 （包括江浙） 新建铁路的旺盛需求，又使国产替代出口，与洋人争夺权益。为了筹措汉冶萍公司资金，盛宣怀把自己在轮船局和电报局的巨额股票几乎全卖掉，然后大量投资汉冶萍公司。

1912年前后，针对动荡不宁的政局和黯淡不明的经济前景，为了保全自己一生创办的最后一个大企业的资产，盛宣怀希望以公司财产担保向日本借巨款，但日本不愿单纯借款，而是主张合办。这时，新成立的孙中山临时政府财政非常困难，便通过盛宣怀与日本三井洋行株式会社洽商合办。1912年1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汉冶萍公司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订立了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十二款。

闻此消息，作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又急又气。他在2月7日给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中说道：“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今盛宣怀因内地产业为民军所占，又乘民国初立，军需孔亟，巧出其平日老猾手段以相尝试，吾政府不加深察，一受其饵，则于国防、于外，皆为大失败。”接着，张謇以此为由、愤而请辞。他在2月12日致电孙中山：“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占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于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

后来，因张謇等各方人士的强烈反对，以及参议院严加质询，临时政府不得不取消合办草约。这使孙中山深感遗憾，也使盛宣怀耿耿于怀。然而，盛对张謇表面上并无任何不满的表示，甚至还出现了盛认同和挽留张謇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戏剧性一幕。

1912年4月，在滞留日本的盛宣怀认可之下，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再三敦请张謇出任公司总经理，张答应“暂任数月”。数月后，他果然要辞职。盛宣怀率公司经理致函挽留：“先生关怀大局，断不以事属危难，走等庸懦无能，不恤教诲也。”1913年初，盛宣怀回国任公司总理，张謇终于辞职成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盛君经营有年，此次复被股东大会之公推，为尊重公司公例计，犹当责之盛君，何况鄙人亦股东之一，尤应服人多数者乎？”盛宣怀则写信给梁启超说：“赵竹君已辞职，季直亦不过问，多数股东欲要求鄙人出面任之，老病岂堪任重，然关乎甚巨，进退极难。”

之后，张謇虽然不再参与汉冶萍公司事宜，但与盛宣怀仍多有交往。1916年盛宣怀去世，张謇作挽联：“乡闾通吊今方始，封殖论才世亦稀。”由此可见，张謇还是很看重他与盛宣怀的乡谊，对盛的卓越经世才能也很感佩。尽管他们之间有着一些恩怨是非，但张对盛的“盖棺定论”还是比较公允的。

综上所述，盛宣怀在与张謇近三十年的交往中，虽然政见时有不同，商路手法各异，甚至常有龃龉，但乡谊私交一直保持终生。从两人的个人相处关系来看，张謇有求于盛宣怀较多，对其抱怨责怪也较多；而盛宣怀对张謇所求不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满和责怪。张对盛在自己早期创业时未能伸以援手，后来又在铁路兴建和汉冶萍处置问题上盛遭国人指责，故对其负面评论较多。而盛对张从无恶评，或许是因为张本身很少有受人指摘之处，或许是因为盛的精明处世之道。另外，张总以圣贤为师，一切以国家利害律己论人，而盛则在待人处事中，倾向于兼顾平衡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多方利益。例如，张謇为了实业报国，可以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捐其所持，舍身喂虎”，盛宣怀则既要“干大事”，又要“当大官” “发大财”。这也是造成张贬盛，而盛不能或不愿贬张的原因。

盛宣怀与张謇创业路径选择的差异

毫无疑问，盛宣怀与张謇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引领者，他们都在中国近代史上多领域、多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业绩。他们是同乡，也是同道。但是，由于兴办各项事业的具体年代背景和客观条件不同，以及个人禀赋和志趣等主观因素的区别，形成了他们在具体创业路径选择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具体功效及历史评价的不同。研究分析这一点，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盛宣怀和张謇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大有裨益。他们的创业路径选择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在创办实业方面。

由于盛宣怀比张謇早起步二十多年，且处于洋务运动的兴盛期，故他的实业方向主要是航运、矿山、铁路、电报等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大产业，并且具有强大的官方背景和洋务领袖李鸿章的鼎力支持。他创办的实业，要么是官办，要么是官督商办，要么是商办官助，尽管他内心深处向往市场化的“商本商办”，但无时无刻不得益于同时也受制于无所不在的官方力量。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由官办改为商办后，政府仍然将粮食等大宗货物特交招商局专运，并用公款为电报局培养人才。这些都为改制后的商办企业增添了额外的利益。另外，他年轻时从事典当钱庄行业的经验，使他极善于运用金融手段筹募运作资金 （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同时，盛宣怀秉持“在商言商”理念，在为国家和企业谋利时也合理合法为自己赚了不少钱。

而张謇创办实业时，官办式微，民办勃发。尽管他也不得不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大生纱厂中还有50%的“官股”，但仍是以民间商办为主，官方仅按股分红，不过问企业任何经营管理，“听商自便”。张謇从直接关系民生且进入门槛较低而又竞争激烈的棉纺业起步，意向高远，但步履维艰，全凭一己之力运作民间和官方资金勉强成事。另外，他作为一介书生下海经商，既无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又无金融运作技巧，早期创业的艰辛困苦远非一般人想象。同时，他在企业成功获利后，除了“厚待股东”，便是无休止地将企业和自己的资金投入教育、城建等各项公益事业中去。这使得他身后留给子女的财产不多，所创办的企业也后继乏力。

（二） 在兴办教育方面。

盛宣怀由于有着雄厚的财力来源和强大的官方背景，加之长期生活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并多与外国人和西方文明接触，因此他办教育的起点比较高，手笔比较大，且筹划规范、运作顺利。他一出手，便瞄准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正规大学，而且向国际一流水平的美国名校接轨看齐。他制定和践行了中国最早、最规范的大学章程和规制，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政府审批支持、巨额资金筹措、校园选址施工、师资学科建设等常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于1895年、1896年相继创立了北洋学堂 （今天的天津大学） 和南洋公学 （今天的上海交大），涵盖了文、理、工、法等各个学科，多年引领和支撑中国的大学建设，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贡献重大。

张謇1902年开始创办学校时，主要着眼于乡村小学及为小学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由于经费不足，他分别逐个创建学校，时办时停，还往往贴上自己和亲友的“私房钱”。他在创办通州师范时，本想让江苏省政府出资办成公立学校，但没人搭理，便只得办成私立师范，靠私人和民间筹资。办学过程中遇到经费、买地、基建、师资等各方面的问题，十分艰难。1903年，通州师范勉强开学。他从日本考察回来，借鉴日本学校的办学经验，聘请了日本的教员，学校才逐步走上了正常轨道。张謇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在一个地区建起了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特种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树立了地区性样板。而且，他创办的私立师范、盲哑人学校、戏曲学校、纺织刺绣职业学校，均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

（三） 在从事慈善事业方面。

盛宣怀的主要特点是：

1.善于定规立制，规范运作。他年轻时就熟悉祖辈和家庭对义庄、慈善堂等慈善组织的管理运作规矩，自己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后来在上海等大城市又了解到西方慈善组织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方式，因而他注重对慈善运作进行“顶层设计”，从募捐筹款到济困扶贫，均有详细而严谨的规定。

2.他动员募捐和动用官办企业资金的能力特别强，手中积累了较多的捐助款项，且主要针对灾害和战乱展开救助 （较少办养老院、婴儿堂等慈善实体），在义赈应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很大。

3.他的慈善行为遍及全国各地，并不偏重于一地 （包括家乡常州），他所建立的慈善组织在多地分设机构开展活动，因而具有广泛的影响性。

4.他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和国际声望，因而能够与外国人联手开展慈善活动，并一道创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后来，他还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创会会长。

张謇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偏重于南通一地，对全国的影响力主要靠南通的示范作用；

2.偏重于慈善实体设立，建立各种慈善机构；

3.偏重于慈善实体的广覆盖和全面性 （从育婴堂到养老院，从栖流所到改良所，从贫民工厂到盲哑学校，几乎无所不包）；

4.资金较缺乏，往往边筹划、边建设、边完善，有时要靠卖字和生日寿礼所得资助养老院等机构。

（四） 在推动地方建设方面。

盛宣怀20多岁便跟着李鸿章当幕僚，为官经商经历十分丰富，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但由于他没有当过地方官，又没有成为地方上的士绅领袖，因此他主要创办铁路、矿业等全国性的实业，而惠及相关联的地方，并没有深耕某一地方，全力推动某一地方 （包括家乡常州） 建设。对某一地方建设影响较大的个案，是他在主管招商局时被任命为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时，为了发展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全力疏浚山东境内大干河——小清河，从而造福两岸民众，推动地方交通和经济发展。1893年12月，山东巡抚上奏朝廷：“小清河全功告成，推盛首功，传旨嘉奖。是河工程阅时三载，用镪七十余万，皆盛筹集。”

詹美生勘测队

张謇则有所不同，他虽然也因经济和政治活动常年在外奔波，甚至一度在南京和北京当官，但他始终立足南通、深耕南通，全面推动南通早期现代化建设，以至于当时就使南通被誉为全国的“模范县”，后人则将之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怀抱建立“新新世界”的理想，推动南通地方建设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他虽然不是地方官，却依靠自身独特的身份和影响力，打着地方自治的旗号，以治理现代化为先导，促使南通实现了跨时代发展，使之成为地方建设的楷模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样板。

（五） 在为官从政方面。

盛宣怀出生于官宦世家，年轻时就成为官场翘楚李鸿章的幕僚和亲信，对官场情形和能量十分熟悉，因而对当官很精通，也很感兴趣。他深知，在他那个时代，官场政坛主宰一切，即使经商办实业，也完全取决于官方的支持。因此，他在创办实业时，要么兼任官职，要么主持官办企业，要么当“官督商办”的“督办”，要么以官方为后台“商办”。他的努力方向是“当大官” “干大事”（可能也含有“发大财”的意思），亦官亦商，官商结合 （这或许是他常被人称为是“官僚资本家”的原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不得已而又颇有成效的选择。当然，本着强国利民的理念，他在当官理政时，也颇有若干建树。他在当全国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尚书及电报局、海关负责人时，采取了许多争国权、利民生、促发展的政策举措。特别是他本着“欲谋富强，莫先于铁路、电报两大端”的认知，抓住交通和通信这两个工业现代化的核心命脉，奏请朝廷全力以赴。他在职权范围内，直接制定了铁路和电报领域许多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大政方略和运行规章，功在当代，泽被后世。

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张謇也是一个亦政亦商、亦官亦绅的人物。但是，由于他是出身寒门的读书人 （状元），他的为官从政具有独特的个人特点。一是对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改革充满热情。例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就以新科状元和翰林院编撰的身份公开发表政见，抨击李鸿章；在清末时以江苏咨议局负责人身份，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重要领袖。二是当做官有利于企业和国家事业时，他就当官；当做官无助于企业和国家发展时，或与当权者政见不合时，他便毅然挂冠而去 （包括辞去国家农商总长）。三是不当官也照样做事，包括从事地方建设治理和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活动。另外，即使不做官，也与官府、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利用官方资源干事创业。四是在农商总长等高官任上，基于“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的认知，在经济立法、政策扶持、机构改革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开创性举措，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政务改良。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本文由其演讲内容整理而成，小标题由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