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商德文化 传承晋商精神
文|山西省工商联研究室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企业、一个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师有师德,医有医德,官有官德,那么“商”也应该有商德。
商德从广义上来讲,就是商业道德、商业信誉,可以理解为商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市场生产、交换、消费等活动中经过长期累积、选择形成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从狭义上来讲,就是企业家的品质、德行和精神。作为企业家,特别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民营企业家,经营者的做事风格往往给企业打上深深的烙印,所谓厚德载物,经营者德行的厚薄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发展的品质高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精神,企业家道德就是企业道德。
加强商德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搞好商品流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交易秩序;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造就新型商人;有利于搞好商业文化建设,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商德产生形成的根源
商德是指在长期的商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买卖双方利益关系,评价商人是非善恶,指导规约商人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是以儒家道德为核心,同时吸收了法家、墨家、兵家等诸家道德思想而形成的具有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人文色彩的商业活动中的伦理道德体系。商德产生于奴隶社会,发展成熟于封建社会,是商业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又是传统伦理文化哺育的直接结果。因此,商业活动的社会实践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就成为商德产生形成的两大根源。
商业产生于殷商时代,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殷商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社会分工,人们共同劳动,劳动产品归集体所有。到了末期才有商业的萌芽,最初的交换是物物交换,即产品的直接交换,这是一种朴素的交换习俗。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奴隶制的形成,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秦汉时期车同轨,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使商品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日益扩大,买和卖分离为独立的行为活动。西汉“开关梁”,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中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富商大贾在生产部门和消费者之间通过买卖活动满足社会需要,并得以谋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商人处于中介的地位,一方面要与生产者打交道,另一方面又要与消费者打交道,这就使得商人的关系复杂化。商人买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这就可能导致他们在与生产者打交道的时候,往往压低价格购进商品,而在与消费者打交道的时候,就可能会采取以次充好、漫天要价等不正当手段,从而为自己创造贱买贵卖的条件,引发了种种利益矛盾与摩擦。为了调整商业活动中的利益关系,保证这一新兴职业的生存和发展,商业活动中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便应运而生。因此,商业经济的产生是商德产生的直接和现实根源。
商业的不断发展涌现出大批私商,即自由商人。自由商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壮大了商人队伍,扩大了商人活动范围,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和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人数的增多和范围的扩大,对商人职业活动进行社会调控的难度也随之增大,一些贪商、奸商乘机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欺诈百姓。贪商、奸商的不法行径引起人们极大的不满,反对商人犯法弄奸,保障买方利益不受侵害的呼声十分高涨。简单的商业道德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商德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商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必然。在商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广大奉公守法的商人深知要想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争得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必须以自己敬业、勤业、诚信、公平以及为社会、为民众谋福利的良好职业道德取信于社会,取信于百姓。这种由外部压力而激发的内部动力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传统商德的发展,成为传统商德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深刻内在根源。
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商德的成熟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带来了我国古代商业的空前繁荣,各地商邦纷纷兴起,商会、行会组织盛行,并形成了异常激烈的竞争。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增强竞争实力,各商邦、行会之间都制定了全面系统、严格细致的行规、行约和职业道德规范。这些严格神圣近乎宗教戒律的规约,对商人的思想行为有极强的约束力,若有贪财忘义、营私舞弊、违反规约者,必为同行所耻、邻里所鄙、亲人所指及强烈的道德谴责。明清时期各地商邦的行规、行约和职业道德规范,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商德的内容,使中国商德在明清时代繁荣的商业实践中趋于成熟和完善。其中最具代表的为晋商、徽商。
晋商文化中的商德文化体现
晋商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晋商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经济上的辉煌成就,更在于其为后人留下了晋商文化这一无价的文化遗产。晋商文化形成于宋元时期,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成熟,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由于当时国势衰微、政府腐败等历史局限性,晋商于清末逐渐走向衰落,晋商精神与晋商文化却延续至今,历久弥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重大部署,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任务要求,晋商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入挖掘其中的德育思想,鉴之用之。
晋商大多白手起家,强调经商先做人、做人先修德,晋商能够驰骋欧亚就是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与诚实守信的为人之方。其一,吃苦耐劳。山西土瘠民贫,为改变命运,山西人只好背井离乡,踏上从商的道路,这也铸就了晋商敢于吃苦、坚忍不拔的良好品质。晋商不断战胜困难,最终开辟多条商路,著名的“万里茶路”就是明末清初晋商冒着生命危险开辟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路线,中国的茶文化也由此被世界知晓。其二,诚实守信。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内容。保德陈家人陈隋保以“宁丢万两金,不失一分信”为训,将“信”字当头,认为诚信比金钱重要得多。
晋商十分注重对子孙及员工的教育,并提倡“推诚为应物之先,强学为立身之本”。榆次常家庄园有楹联“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品高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以此提醒后人读书不只为金榜题名,也为修得高雅品德,修德可心安。常氏家族注重使用言传身教、聘请教师的方法对子孙进行道德文化教育,家族内部也有很多可供子孙翻阅学习的书籍。乔家大院有牌匾“读书滋味长”,有楹联“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以此强调读书的重要性,渲染读书的氛围。晋商选拔伙计时也会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并经常对伙计进行信义教育,还会为初入的伙计开设学堂、聘请先生,向其传授儒家思想文化。
晋商讲求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乐善好施、以和为贵是晋商的处世之道。其一,乐善好施。万荣的李家以行善事而闻名,李氏家族还有“李善人”的称号。自光绪三年 (1877) 始至民国年间,山西、河南等地爆发的几次水灾与旱灾中,李家不断放粮舍饭,救济灾民。灵石王家有家训“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病”,并有牌匾“为善最乐”,以此激励后人多行善事。其二,以和为贵。晋商之间经常相互协作,讲求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晋商与合作伙伴之间互帮互助,讲求和气生财。晋商也极为尊重伙计,绝不会随意辱骂,逢年过节也会有一笔不小的补贴。正因如此,伙计们都恪尽职守,与东家团结一心。
晋商的成功之道还在于晋商大多有着良好的家风。他们认为勤俭是治家之本、家庭和睦是齐家之本,晋商文化中蕴含的齐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勤俭持家与孝亲敬长两方面。其一,勤俭持家。闻喜李家家训有“忠厚接物,勤俭治家:不以逸而志劳,恒以勤而为约”,闻喜李家从一条扁担起家,靠着忠厚与勤俭等高尚品德最终雄踞一方。乔家规定,子孙违反家规浪费粮食,要被命令跪诵“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其二,孝亲敬长。晋商以孝为美,提倡敬祖先、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万荣李家以行义积福,以贤孝传家,告诫后代“人子为父母所生养,教育其恩如天地”,以此警示后人以孝为先,事亲行孝乃做人之根本。
晋商文化中的商德文化价值
晋商文化中的为人、治学、处世、齐家之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容有相通之处,这意味着对晋商文化的学习不仅可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还关系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诚信为立人之本、做事之基,善人者人亦善之,晋商文化中蕴含的诚信为本、以善待人的德育思想是社会这个大整体中的个体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可借助微信、微博、短视频软件等媒介广泛传播优秀的晋商文化、有趣的晋商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将受到其正面影响,使人们在娱乐放松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思想道德水平。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价值观的体现。新时代的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积极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从而提升企业外部形象与内部凝聚力。其一,诚信经营。晋商一直以来都是靠信誉积财,以善德兴家邦。诚信经营是企业的立足之本、生存之道,企业可从商德文化中汲取经验,讲正气与走正道并驾齐驱,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完善的售后保障得人心、赢信誉。其二,勇担社会责任。晋商把“义”字放在首位,在人民、国家面临灾难时挺身而出,凸显道义精神。新时代的企业应坚持“致富不忘国家,致富不忘百姓”的理念,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号召,助力社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与更充分的就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企业还可借鉴誉满天下的晋商的管理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成功经验,用文化管企业、以文化兴企业,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晋商文化在长期商业实践尤其是边贸通商中形成的商德文化,是最生动的中国故事、最鲜活的中国话语,其研究与传播对“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经济合作倡议,以平等诚信待友为理念,以全心全意为各国民生造福为宗旨,通过以经贸为基石和文明相互吸引为纽带把沿线各国人民连接起来, “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赢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给世界经济带来弥足珍贵的动力。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以经贸合作为基石,是联系亚非欧的跨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纽带,更是多元异质文化对话互鉴的通路。交融共生的文化圈能够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及人民形成文化共识,使沿线国家在推进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自觉的共商、共建、共享。
(责任编辑:曹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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