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江苏人的盛宣怀与张謇 （上）

文｜罗一民

江苏历来被看作是人文荟萃之地、物丰民阜之地，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更被看作是民族工业发祥之地、工商业兴旺发达之地。清末民初时，该地又产生了两个几乎一前一后执中国工商界牛耳的工商巨子，一个就是江苏常州的盛宣怀，一个就是江苏南通的张謇。盛宣怀 （1844年生） 大张謇 （1853年生） 九岁，开始从事工商业是在1872年 （创办轮船招商局），比张謇从事工商业 （创办大生纱厂） 约早23年。尽管他们俩从事工商业早晚不同，方法路径不同，作用影响不同，乃至历史评价亦有所不同，但平心而论，他们都是江苏籍工商企业家的杰出代表，都是全国近代工业的卓越领军人物。另外，尽管盛宣怀与张謇在为人处世、思想意识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乃至在两人的实际交往中有着若干矛盾和恩怨，但绝不能否认他们都是新旧时代转换过程中的“新潮人物”，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正因如此，将盛宣怀与张謇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深入准确了解他们乃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着特定价值。

盛宣怀与张謇的交往及恩怨

盛宣怀1866年 （22岁） 考中秀才后，连续三次乡试均不中，与“举人”无缘，便与正规的科举仕途告别。他在1870年 （26岁） 开始当李鸿章的幕僚，之后不久，便积极建议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并于1872年春受命拟定第一个轮船招商章程。

1875年，盛宣怀主持创办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经办大冶、广济煤铁矿务，并直接买下大冶得道湾矿山。1880年，他创办天津电报总局，主持架设津沪等二十多个省区的电线，经营电线电报业。1882年，他创办山东平度和辽宁金州等多地金矿。1886年，他任山东登莱青道后，创办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1893年，他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建立华盛纺织总厂。1896年，他接办汉阳铁厂并改官办为商办。同年，他督办全国铁路总公司，并主持修筑卢汉铁路干线。1897年，创办中国通商银行。1902年，他设立全国勘矿总公司。1908年，他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汉阳铁厂

盛宣怀在开创性地兴办了一大批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工矿交通企业后，创办了北洋大学堂 （天津大学前身） 和南洋公学 （上海交大前身） 等中国最早、最正规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

南洋公学

作为在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中国近代第一代民族企业家，盛宣怀与后来成长起来的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新一代民族企业家，形成了较为独特而又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传承，有超越；有合作，有竞争；有趋同，有冲突；有友情，有恩怨。

大生纱厂创办的坎坷

张謇于1895年底开始谋划创办大生纱厂。纱厂初创时，张謇等创办者对现代工厂的营运管理知之甚少，想到上海外国人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学习取经，但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允许他们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张謇退而求其次，去盛宣怀依照现代工业模式创建的华盛纺织总厂参观学习。之后，张謇参照盛宣怀所制定的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制模式，确定了大生纱厂股份制架构，借鉴华盛纺织的办厂经验，谋划了大生纱厂的经营管理方式及相关规章制度。可以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张謇，从老一代的企业家盛宣怀那里汲取了不少有益养分，以滋养先天不足的孱弱新生企业婴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謇与盛宣怀这两个江苏人有了来往和交集。

张謇在日记中记载他与盛宣怀的最早交往，是在1897年的阴历二月。当月十八日，张謇与“内子同至上海”。二十二日“晤盛杏生 （宣怀）。”两人晤谈后，张謇便在二十四日：“同书箴、敬夫、立卿、一山至潘、郭处会议，定三月内集二十万造厂。” （最早的办厂合伙人“沪、通六董”会商办厂大计） 二十七日：“木斋、杏生、爱苍置酒，皆不赴。充刻附‘江宽’船 （盛宣怀等人设宴，张謇急着乘船去南京了）。”张謇在上海盘桓了十天，经与盛宣怀及沪通合伙人商讨，对办厂思路更明晰，决心也更坚定。他在三月十日致好友子培 （沈曾值，曾任安徽巡抚） 信中，系统地表达了他最终人生道路选择的心迹。针对有人劝他回朝销假，重归仕途，他说：自己“天与野性，本无宦情。”自甲午三年以来，丁忧返乡，“举讳、治丧、营葬”，并筹办团练和实业，及赞助“家庙、义庄”等慈善事业，“负累以逾万数”。目前，“与叔兄卖文鬻力，仅足以偿债息、资家计”，照这样下去，“非兄弟忍苦作客十年，殆不能了。”现在又处于“抟合通州纱厂，屡蹶屡振之余，可成可败之际，益不可以舍之而去。”这就是说，为了家计营生和国计民生，他不能舍弃办厂而去京复职。张謇说他在之前就向上司表达过，“如其与例乖违，合有处分，如罚俸之类，心愿受之。”接着，他说明了原因和自己的志愿：“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随后，他进一步说到：“比常读 《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张謇在这里表达了他为了民众与国家的“百岁”功业，要尽力办厂，默默耕耘于穷乡僻壤的信念。信的最后，张謇还希望沈增植若见到翁同龢等政坛前辈时，帮他转达和解释自己的心愿，并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倘能见虞山简书、桂卿前辈致㥪㥪之意乎？”

当然，当时张謇下决心弃官场下商海，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那就是他已隐隐感到陷入政坛险情之中。由于他在甲午年竭力主战，并上书弹劾李鸿章，目前已被李鸿章列入意欲整肃的五十七人“黑名单”。“闻李鸿章使俄时请见慈宁 （慈禧），折列五十七人请禁勿用，第一即文道希 （廷式）”，而他自己不仅赫然在列，而且排名靠前，“名殊不后”。总之，种种原因促使张謇不顾仕途常规和众人的不解，死心塌地要迎难办厂。对于张謇来说，在办厂的种种艰难困苦中，最难的是缺钱。俗话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唤鸡也不灵。张謇手中没钱，只得到处磕头作揖，恳求相助。当时，在商场和官场极具能量也颇有实力的盛宣怀，自然成了张謇求助的首选对象。由此，也引发了他们两人的诸多纠葛恩怨。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宣怀档案中，张謇与盛宣怀的来往函件共有108件。有关资料显示，1897至1898年间，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处于困境时，盛宣怀与张謇多次会面，答应与张謇合领官机、集股办厂。“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发行时，主署为“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但同时印有盛宣怀的姓氏头衔。1897年9月22日，盛致函张，明确告之，他将遵照以前所约定的“官商约款”行事。但后来盛却一直没有具体行动，令张十分焦急和不满。1898年12月26日，张称：“公 （筹股） 之言，恃无恐，不意皆如捕风”，“乞拨借十万，以一年为期，息认八厘，及期归还。”当天，张謇还致函张之洞：“筹度再四，唯有仍祈我公为京卿 （宣怀） 函意，力为维持，暂资挹注。謇自谅人不遂争未寒之约，京卿健者，亦当念己出之言，骑虎势成，枯鱼望甚。幸分牙惠，以救燃眉。”不久，张不见盛答复，又向盛致函求援，但仍不见任何回音。1899年1月10日，张怨愤不已地致函指责盛：“公方以信义号召天下，岂可失言于匹夫？”同时再以“五六万金”求助。然而，盛百方腾闪，迄不应。对此，张謇万般无奈，欲哭无泪，只得殚精竭虑地另想他法。在经过了千磨百折、千难万险后，大生纱厂总算在1899年5月开工投产。此时，张謇对于办厂过程中为难他的人耿耿于怀，对于有关教训和感悟念念不忘，让江南画家单林画了四幅“厂儆图”悬于纱厂公事厅。其中一幅 《桂杏空心图》，就是针对盛宣怀等。

张謇为 《桂杏空心图》 题记：“遥曰本心空，花棻背。杏乎杏，桂乎桂，贻汝悔。”此处的“杏”，就是指盛宣怀 （杏森），“桂”指江宁布政使兼商务局总办桂嵩庆。他们两人都曾答应资助办厂，但均是“空头支票”，令张謇懊恼不已，被他看作是“贻汝悔”的言而无信“空心”之小人。由此，盛宣怀不讲信用甚至颇为奸猾的形象，被张謇及其“謇粉们” “锁定”。后人也大多以张謇之论看待盛宣怀。

《桂杏空心图》

然而，近年来有人开始为盛宣怀“辩白”，认为盛在张早期办厂过程中未能以投资相助，有其具体情由，其所作所为并非如张謇及其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堪。盛宣怀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易惠莉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易惠莉在 《从张之洞所购“瑞记纱机”到张謇创办大生纱厂》 一文中论述到：1893年，主政湖北的张之洞为了创办现代纺织厂，以洋行代垫借款方式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纺纱机器设备，准备在武汉办南北两个纱厂。1895年夏，这批机器设备运抵武汉，但张之洞的办厂计划遇困受阻，他便利用署理两江总督的机会，决定将南厂纱机设备转移于两江消化。他意欲从江苏“息借商款”126.25万两中，挪用50万两，用作沪上商务局“新设纱厂”之官本。但此举受到了商务局督办及一众上海实业家的“软抵抗”。无奈之下，张之洞提出变“息借商款”为贷款方资助办厂资本，但依然应者寥寥。1896年1月，张之洞回任鄂督，江督由刘坤一接任。临别前，张之洞致电黄祖终 （上海道）、盛宣怀等人，希望继续推行沪上工商界以“息借商款”用作承领瑞记纱厂在沪建厂商本的主张。

所谓 “息借商款”，是指甲午战争时，朝廷给各省会城市和通商口岸民间工商机构的备战款项，江苏、沪、宁三地募集的商款均未动用，一直存放于当地的招商局。这时，盛宣怀正在交涉接办湖北官办汉阳铁厂事宜，不得不表现出与张之洞在上海办纱厂配合的姿态。1896年1月14日，盛宣怀出面召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若干上海实业家开会，动员大家以“息借商款”认领办厂，但各方均不认可。于是，盛建议张之洞，将价值40万两的瑞记纱机合并苏州“息借商款”60万两，建官办纱厂，“适成一公厂”。此时的苏州状元陆润庠 （苏州招商局总理） 正在授命领衔筹办纱厂，张接盛电后，立即电邀陆润痒“请即速命驾来宁，面谈一切”。由于要在订购瑞记原价40万两的基础上，额外再增加22万两各种费用，苏州方面放弃了这一方案。

在此之前，张謇曾与张之洞多次商议办厂事宜，但由于南通不像苏州那样有“息借商款”，且南通本地商人又不愿官方介入办厂，张之洞并不指望南通方面承领瑞记纱机。然而，在张謇的苦心运作下，沪商潘华茂表示愿意领衔在南通办厂，并在1896年1月26日出台了 《潘华茂等尊办通海纱丝厂禀》。该文明确：“拟在通州城西唐家闸地方水口近便之处，建立机厂，拟名大生，先办纱机二万锭……周转营运需本六十万两，股票仿造洋厂，以一百两为一股，合计集股六千份。议由职等六人共同在上海召集四十万两，在通、海两境内召集二十万两，通、海不足，仍有上海集补足数。”这时，张謇愿意承担瑞记纱机额外支出之款，只是希望瑞记纱机折价60万两为“官本”，承领办厂的民间股东无须分担付款之责，而且官方不介入办厂事宜，“听商自便”。1896年2月，张之洞表示认可张謇承领瑞记纱机的意愿。当年4月，接任江督的刘坤一同意张謇关于通海办厂及瑞记纱机处置方案。

但是，在9月召开的沪、通商董会议上，大多数人不赞成瑞记纱机处置方案，并萌生退意。沪董樊棻、通董陈维镛“请退”，另两位沪董潘华茂、郭勋虽未退出，但十分消极，主张收缩承领瑞记纱机的规模。10月，张謇去南京与时任江宁总办桂嵩庆交涉瑞记重新核价，无果而返。后来，在张之洞派代表恽祖祁说合后，两江政府接受了张謇的诉求：大生纱厂“成本以一百万计”，瑞记纱机“作价五十万两”为“官股”。随后，即“由謇添招蒋锡坤、商清二人，与沈燮均合为通股；潘认包刘，以刘桂馨与潘华茂、郭勋合为沪股，各认集二十五万，合五十万，与官机价称”。但时隔不久，代表官方的江宁布政使桂嵩庆与沪董潘、郭二氏，均对瑞记纱机处置方案持消极态度。此时，坚持迎难办厂的张謇，唯可依赖的只有实力远不如沪董的通董。

同时，他又将求助的眼光投向了亦官亦商的盛宣怀，这才有了1897年3月张与盛第一次会晤，以及张召集沪、通两地商董议决“三月内集二十万造厂”。盛宣怀碍于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情面，以及想在华盛租让案中得到刘坤一的支持，答应与张謇“合领官机分办”。之后，盛宣怀欲将华盛租让给外商的方案未能得到官方批准，同时，瑞记纱机费用成本又由62万升至84万，他便向政府表示要退出“合领官机分办”案。盛宣怀还致函张謇，告知自己无法“合领官机”，也无法向张謇提供贷款。同时建议张謇将瑞记的四万纱锭分两期安装建厂。于是，归张謇名下的沙锭运往南通一期建厂，归盛宣怀名下的纱锭转移于“华盛浦东东栈”存放 （以待二期建厂用）。此时的盛宣怀，几乎将所有的精力和财力投入耗费巨大而困难多多的汉冶萍公司建设中，根本无暇也无力他顾。自此，张謇准备独自承接全部瑞记纱机，并按盛的建议分两期承办，他与盛宣怀“合领分办”的纠葛也告一段落。

由此可见，张謇对盛宣怀不能始终如一参与“合领分办”，以及不能对身陷困境中的自己施以援手，颇多抱怨和指责，完全可以理解。但作为在商言商的精明商人盛宣怀，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投资意向，且并无违法违规之处，也是情有可原。而且，这也并没有影响盛与张在后来的多方交往和合作。

汉冶萍公司

盛、张合作“东南互保”

1900年春，在大生纱厂开工投产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庚子之乱”。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由山东向京津蔓延，到处烧教堂、杀教民、袭洋人、拆铁路、毁电线。西方列强在对清政府照会、抗议无果后，组织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向北京进发。清廷于当年五月二十五日发布诏书，对外宣战。此时，东南督抚和士绅精英开始考虑如何应对危局、保护东南。盛宣怀与张謇都主张东南督府与列强合议“保卫东南”，使战乱不要殃及经济繁华的东南一带。在此过程中，他们同心协力，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始，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只是想自任保护，不与外国冲突，并没有考虑与外国订约互保。后来，江苏籍社会名流何嗣焜、赵凤昌等人建议，由东南各省督抚补道员来沪，随上海道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签字。最后商定由盛宣怀出面致电东南各督抚，推动中外互保订约。五月二十八日，刘坤一电询张之洞：“盛请会饬地方官沪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等语。是否可行，祈速电示。”张之洞随即复电表示，此事可行，且刻不容缓，应立即付诸实施。但这时的刘坤一却犹豫起来，迟迟不回张电，因为其幕府内有了不同意见。于是，经盛宣怀、赵凤昌与汤寿潜、陈三立等人商量，决定由张謇游说刘坤一。张謇果然不负众望。他在自定年谱中生动描述道：“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电议鄂约张，张应。”张謇针对刘坤一怕担不守君臣名分、擅违谕旨罪名的心理，以既保东南又护朝廷的伦理大义，打消了刘坤一的顾虑，促使刘第二天便赴沪签约。满腹经纶而又务实变通的张謇，确实很有能耐。张孝若在张謇传记中说道：“在我父为刘公决东南互保的当口，真所谓千钧一发，稍纵即逝，长江一带没有牵入漩涡，我父定策保全之功，可不在小处了。”张孝若还说：针对义和团所表现出的“民气”，张謇“认为一国没有民情固然不好，而不上正路的叫嚣民气，也不是国家的幸福”。

在随后的中外互保议约会上，精干老到的盛宣怀，同样有着精彩表现。除了事先精心起草修改和约文本，当中方主谈的台余联沅难以应对美国总领事古纳提出的刁钻问题时，正是盛宣怀帮助解了围。古纳问：“今日各督抚派员与各国订互保之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如果答“遵办，则此约不须定”；若“不遵办，即系逆命，逆命既无外交；焉能订约”？余联沅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就求教于身旁的盛宣怀，盛告他答“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好一个“奏明办理”！这样既可以推进合谋签约，又规避了授权合法问题。盛宣怀的机智和圆妙，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盛宣怀也自诩“保护东南，非我策画，难免生灵涂炭”。从“东南互保”活动中可以看出，盛宣怀与张謇认识一致，动作协同，关系也较为融合，似乎已看不出他们之间不久前还因办厂问题有过嫌隙。这似乎表明：要么他们之前的矛盾并非如外人认为的那样严重，要么他们都是具有家国情怀，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本文由主旨演讲内容整理而成，小标题由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