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高质量普惠金融体系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文｜罗煜 陈习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后，我国把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上升为国家战略。近期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着力方向和新驱动力。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经济中的中小微弱群体。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能够对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有效的帮扶助力作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生动体现，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民营经济领域“两个健康”建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在政策指引和市场积极探索下，我国已经初步建成多维度普惠金融体系，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和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逐步解决，正朝着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迈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但仍面临内需不足、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的形势，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金融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拓展普惠金融政策空间，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满足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从短期来看，在财政与货币政策两方面，普惠金融政策空间都可有的放矢。具体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着力维持紧平衡。2023年9月，财政部印发修订后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旨在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中央财政安排资金支持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等。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5.4%，其中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三大民生领域支出占比达37.70%，为历年较高水平。综合考虑缓缴税款补缴和税制调整，为防止我国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幅反弹，在保证积极的财政政策支出强度的前提下，可力求将其维持在15.0%以下的合理区间，与2023年的14.37%形成稳定衔接。具体而言，税收优惠方面可针对性实施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税收减免政策。这些优惠措施可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增加这些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货币政策方面应当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箱，降准、降息都具备操作空间。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工作会议强调，今年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重点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继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支农支小再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近期，5年期以上LPR进行了下调。考虑我国当前与未来物价基本稳定、通胀温和可控，预计2024年宏观政策将保持相对宽松，或仍有降息降准空间，进一步增加银行可贷资金，支持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可通过调整信贷政策来提高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例如，通过降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利率、提高贷款额度、简化贷款程序，以及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

其他政策方面，政策性贷款与担保和金融教育应当重点推进。发展政府性融资担保，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逆周期调节工具。近年来，我国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逐步完善制度政策框架，不断推出新模式、新产品和新服务，为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性贷款或担保，特别是在农业和农村市场，以及其他被传统金融服务忽视的领域。

从长期来看，建立高质量的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数智化赋能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精准化地因地制宜滴灌小微，构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运用金融科技赋能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精准滴灌小微企业。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用信息体系、风险补偿体系、支付保障体系、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体系等。信用信息与风险补偿协同发展，通过金融科技建设全国统一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企业与个人征信信息一网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云上数字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为小微企业纾困增信提供风险补偿。加快构建政企联合担保融资模式，有助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降低经营成本，优化经营策略。针对普惠金融需求者，通过构建数字支付体系，保障金融资产变现与现金流转的安全可靠；创设普惠金融纠纷线上调解机制及平台和金融素养线上教育全媒体矩阵，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普惠金融供给者，建立全流程的数字化风控体系，防范化解小微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机构管理，实现标准化运作，推动普惠金融成果的复制和共建。

因地制宜开展相应规划。尊重省情差异，因地制宜，各省份根据本省具体情况，适当加快加量落实具体贷款目标。为切实提高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可操作性，具体发展目标可落实到各省级层面。通过各省份的积极进取，助推普惠金融高质量扩面，支持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支持乡村振兴，最终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稳步增长。

第二，加大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持续地增强普惠金融对县域乡间微弱人群的政策倾斜。

完善多层次、广覆盖、适应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坚持商业性金融主导、政策性金融配合、其他类型金融补充，大型、中型、小型银行分工合作、差序竞争的农村银行组织体系。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原则，为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和新市民提供金融服务。农业发展银行更加突出政策性银行的定位，为农业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信贷支持，缓解长期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降低期限错配的风险。一省一策，深化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将省联社改制为名副其实的金融企业，淡化“省联社与市县法人机构”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强化两级法人之间以股权为纽带的经济联系。

发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并完善转板机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工具，增强区域性股权市场活力，不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更好满足农村企业差异化股权融资需求。根据农业科技企业的财务结构特点和成长规律，适当调整首发上市、再融资、新三板挂牌等门槛，开辟上市融资绿色通道，促进其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竞争力。拓展土地权益金融属性，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行以土地经营收益为基础的中长期证券，增加对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

持续创新丰富农村金融产品体系。逐步将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林权、大型农机具、活体生物纳入合格抵质押品范围，拓展传统信贷产品的深度。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发更多依赖场景、基于交易的信贷产品，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丰富理财产品类型，推出结构简单、信息透明、小额便捷的普惠型理财产品，满足县域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拓宽财产性收入来源。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扩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发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稳定农民的收入来源。

第三，建立良性反馈机制，长效化地保证货币政策在内各项政策评估反馈渠道通畅。

应当拓宽反馈渠道。例如通过调研、座谈、征求意见稿等多种沟通形式群策群议、良好沟通，及时发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前沿发展情况及金融创新、金融机构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困境和小微企业弱势群体的融资痛点，听取不同主体对普惠金融政策的需求，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应政策，促进普惠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和防范市场风险，提高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

提高动态监管能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提高政策执行效率，通过对金融机构业务动态化、科技化的实时监管及时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及时补齐短板，对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及时纠正，进而提升政策执行效果与效率，时刻兼顾普惠金融发展与宏观审慎的两方面目标。

注重政策培训与队伍建设。在政策传导过程中，加强对政策执行部门的培训与学习，提高金融机构对政策的全面理解和政策执行效率，确保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初衷相一致。政策有效的前提是政府执行者对普惠金融发展中的真实情况足够了解，政府应通过良性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市场主体的诉求，发现市场行为的不足，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符合市场真实特征的政策，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失灵，最终让市场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

（作者罗煜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习明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