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中的江右商帮

文｜胡凯韬

元朝末年，朱元璋率领起义军攻城略地，建立大明王朝，其身后一支商业团队引人注目。这支商业团队跟随起义军的步伐，汇聚滚滚商流，将军需物品运往战区，将生活用品销往全国各地，成为中国工商业第一个商帮组织——江右商帮。江西地处长江之右，故雅称“江右”，而江右商帮也因此得名。其以人数之众、涉区之广、渗透之强，跻身中国古代有影响力的商帮之列。

孕育成形

安史之乱前，江西默默无闻。安史之乱后至元代，江西人文勃兴，经济繁盛，商业兴盛。元末，江右商帮经过千年孕育，率先成形，其诞生处地利、应人和，更得天时。

1.处地之利

江西属资源富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历来是中国粮食主产区，清代每年商品粮外销1000万石左右。江西盛产茶、棉、苎麻、蓝靛等经济作物，杉木、樟树、竹子众多，竹木既可直销，亦可煮竹造纸。江西盛产3647种中药材，开发应用历史悠久，有“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到建昌不齐”之说。江西矿物丰富，赣南钨矿被誉为“世界钨都”，德兴铜矿被誉为“中国铜都”，萍乡被誉为“江南煤都”，景德镇蕴藏高岭土，制造出的青花瓷扬名海内外，被誉为“世界瓷都”。元末，江西经济与浙江同富，粮食、布匹、纸张、瓷器等商品发达。

江西属科技兴盛之地。安史之乱后，江西逐渐成为技术发达地区，有“两宋科技半江西”之说。张潜著《浸铜要略》、欧阳修著《集古录》、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见证江西科技之辉煌。江西人“设智巧挟技艺”行商天下，有“技艺江西甲”之称。宋代舒翁、舒娇父女烧制“木叶天目”盏名闻天下，元代墨工张明制作白墨震惊墨林。元末，青花瓷、铜礼器、醒骨纱、莲花纱、双井茶、瑞墨闻名全国，畅销八方。元代，景德镇瓷业崛起，元青花、釉里红瓷器结束中国瓷器釉色单一的局面，开创中国彩瓷新天地。

江西属交通发达之地。京杭运河、梅关古道将南方与北方连接在一起，构建起连接北京到广州长达2538千米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江西境内的赣江位于大动脉中央，占全长的三分之一。元代版图辽阔，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大规模长途贩运。江西商人凭交通优势，入江出海，纵横商场。

2.应人之和

人口红利。小农经济时代，人口是重要财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宋金之战，导致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江西成为流民、难民理想的避险所、生活地，人口渐多，经济日盛。至元代时，江西人口众多，位居全国前列。人口的急速增长，既推动江西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亦让拥有人口红利的江西人大量流移省外，多数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促进江右商帮的兴起。

文化红利。中唐以来，江西文化步入兴盛，江西禅、西江词派、荆公新学、江西诗派、程朱理学、江西脉派横空出世，卢肇、易重、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虞集众星灿烂，书写“文人半江西”“朝士半江西”的传奇。元代，江西儒学大盛，因“南人”中举名额极少，江西读书人纷纷加入经商行列，成为商业翘楚。萧雷龙弃儒从商，致富自称：“吾周游南北数千万里，裘马仆从，豪宗戚里，迎劳如东西家。”

重商红利。宋代，交子问世、夜市开放和牙人活跃，中国迎来首次商业革命，陈泰首创包买商模式，标志着新经济关系的兴起。元代重商兴商，江西重商思想尤其浓厚，王冕《船上歌》：“君不见江西年少习商贾，能道国朝蒙古语。黄金散尽博大官，骑马归来傲乡故。”江右商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属。汪大渊更是出海经商，行旅所及记述甚广，著《岛夷志略》，所录国家或地区名称多达二百有余。

3.得天之时

经济中心南移之利。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人口、技术、工具纷纷流向南方，流入之地经济起盛。江西处于南移“风口”之上，人口、文化、技术大量流入，使得江西农业、手工业迅猛兴起，经济由不知名地区跃为发达地区，唐代都会兴富，南唐安定富庶，宋代率自富饶，元代商贾富繁比肩浙江。

社会稳定之利。元末政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且水旱灾害频仍，天灾人祸交加，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陕西、江苏北部战乱旷日持久，战争劫难，造成巨大商品需求市场。鄱阳湖大战一战而定，江西本地生产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可以满足所需。

明军支持之利。1362年，朱元璋设置江西行省，江西成为朱元璋治下第一个省级权力机构，并成为明军的大本营、物资保障地和兵源供给地。明军军需供给大多依赖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明成祖亦称“昔我太祖高皇帝开基创业，首得江西，资其供给以定天下。”朱元璋充分信任江西人，称其为“老表”，得到明军支持的江右商人将粮、布、纸、瓷等商品行销全国，满足经受战争劫难地区的需要，迅速占领广阔市场，贸易做大。江右商人扎根外地，坐地经商，形成利益团体，为维护商业利益和保持垄断局面，江右商人结成利益共同体，最终催生了江右商帮。

乘势称盛

江右商帮横空出世，甫一成形，便在若干行业形成竞争优势，逐渐称雄商界。明中后期至鸦片战争前，江右商帮实力依然称盛。

1.称雄独大（1362-1562）

元末明初，江西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朱元璋实施“洪武赶散”政策，加之元末明初战乱与明初多轮移民并行，江西成为主要人口迁出地之一，大量人口涌向省外。1290年，江西人口1452万人，1391年减至912万人，一百年间减少540万人。江西移民外迁出发地为瓦屑坝，故有“北有山西老槐树，南有江西瓦屑坝”之说；其落脚地为湖广、云贵川，创造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云贵川”的奇迹。江西人流移省外，大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尤以小商贩众多。江西商人聚居成市，创造出“无江（西）不成市”“无赣不成商”的局面。

江右商帮主要从事瓷、木、粮、纸、采矿等业。明代，景德镇青花瓷独占鳌头，“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去”。嘉靖《江西省大志》：“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阯，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王士性称，“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清江县商人“多领部银，采买皇木”，远销云南、贵州、广东等地。郭维经父女发明龙泉价码，解决木材计量难题，成为“林业科技上的奇葩”。

堪舆业是古代一门大生意。江西术士走红全国，从事堪舆者众多，影响巨大。明代，兴国三僚风水师由民间走向皇室，廖均卿帮助明成祖选定建陵天寿山，封为钦天监灵台博士；廖文政考为风水状元，授钦天监署博士官职，成为御用堪舆师。江西风水师声誉大壮，名闻天下，甚至远播海外，赢得“江右高人”之誉。

2.群雄争大（1562-1644）

江南地区、沿海地区兴起。明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江南萌芽，江南地区逐渐摆脱单一的小农经济，成功向商品经济转型，棉纺织业最为发达，形成苏、松、杭、嘉、湖五大手工业区域，动摇江西商业地位。1567年，隆庆开关，解除海禁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海禁松弛使得长久被压制的东南沿海各地民间商业活力迸发出来，沿海地区迅速崛起，赶超江西。

商业竞争加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徽州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依次兴起，动摇江右商帮称雄的局面。明末清初，山西商帮迅速崛起，徽州商帮跟随其后，江右商帮树大招风，“坐放钱债”“异常好讼”“南人多诈”等不利的言论甚嚣尘上，退居第三。

江右商帮顶着各方压力，凭着技术优势，依然争雄商场。铅山纸业和景德镇瓷业跻身江南五大工业之列，在明朝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饶州瓷器玉山纸”之说。连史纸享有“妍妙生辉”“寿纸千年”之誉，毛边纸“上自奏牍，下至柬帖短札，遍及天下”。明中后期，江南地区粮食多靠江右商帮供给，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云南成为全国矿冶中心之一，是银、铜、铅、水银等矿业的主要开采地，而从事开矿、冶炼的多是江右商人。

江右商帮行商区域更为广泛。万历《南昌府志》记载：“商贾工技之流，视他乡邑为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明末清初，徐世溥《榆溪集选ž楚游诗序》称，江右商帮“北贾汝、宛、徐、邳、汾、鄠，东贾韶，西贾夔、巫，西南贾滇、僰、黔、沔。”表明江右商帮的足迹已触及全国多地。

3.财雄势大（1644-1840）

清初，兵劫江西，百业凋零。康熙年间，江西经济复苏，江右商帮重新兴起。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垄断外贸生意，广东商帮渐为商界新雄，江右商帮因赣江水运再次发力，财雄一时。樟树帮和建昌帮合称为江西帮，与京帮、川帮合称为中国三大药帮。樟树帮遍及大江南北，湘潭、汉口、重庆是樟树帮三大中心据点。建昌帮“通慧而善贾”，有“南城客俚，建昌帮，人参鹿茸用船装”之说。喻嘉言、雷大升等名医活跃各地，悬壶济世，雷大升制造“六神丸”“活络丹”，名震中外。

江西茶帮是中国六大商帮之一。南丰县邹英章是武夷山至广东澳门茶商路线——万里茶道南线的开拓者，“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合资经营茶叶，获银100余万两，造房70余座，所居成市”。河口是万里茶道第一镇，乾隆至道光年间河口茶市鼎盛，山西、福建、安徽、江浙、上海、汉口各地茶商云集，饶、品、郭、庄“四大茶庄”，家家拥资百万。此外，宁红茶、浮红茶、婺源绿茶名闻一时，畅销海外。

江右商人跻身盐业，李宜民成为广西盐商之首，胡礼纬家族四代经营胡慎怡堂，成为“贡井首富”，跻身富荣盐场四大家族之列。江右商人在文化领域大显身手，周虎臣笔、邹紫光阁笔跻身“中国四大名笔”之列；金溪书商把控北京琉璃厂书市，有“临川才子金溪书”之说；永修县雷氏家族为京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书写“一家样式雷、半部建筑史”的辉煌。

“凡有江右商贾者，则建有万寿宫。”清代，江右商帮在全国各地兴建万寿宫，至今全国各地1000多座商业性的万寿宫（江西会馆）有史可查，见证着当年江右商帮的辉煌。汉口江西会馆“瓷瓦描青”，据《新生月刊》记载：汉口会馆建筑最为宏壮者，一为黄帮帝主宫，一为江西帮万寿宫。石阡江西会馆“耳目一新，人皆称美”，展现了江右商帮雄视八方的气概。

急转式微

鸦片战争后，晚清经济不堪一击，江西更是地力、民力不振。江右商帮步入式微，经历衰退、复兴、隐退三个阶段。

1.衰退阶段（1840-1894）

国运不济，省运不济，江西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从富裕省份跌入落后省份。五口通商、九江开埠、京广铁路改道，江西形势剧变，赣江水运失势，交通优势尽失。受太平军转战江西、教案风波等重大事件影响，江西社会长期不稳，沉重的税费、军饷和赔款，使得江西背负巨大财政压力，从而转嫁给农业、工商业，经济遭受致命打击，商业每况愈下，昔日“日市辐辏”之地，成为“商贩断绝”之所。

优势商品渐失。景德镇制瓷技术被窃取，英国骨质瓷器赶上中国，抢占欧洲市场，景德镇陶瓷退出欧洲市场，结束了“泥土换黄金”的历史。中国领先近两千年的造纸技术，也被欧洲超越。制茶技术的失窃，促使印度茶和锡兰茶打破中国茶独占英国市场的局面，日本茶同时在美国与中国茶形成竞争之势，中国茶失去绝大部分世界市场，每年损银千万两。瓷、纸、茶是江西出口重要商品，制瓷、制茶、造纸技术的失窃，对江西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江右商帮失去经商获利的本钱。

清末，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型成为大势所趋，江西人在此少有作为，手工业商品衰微。纺织业本是江西传统重要产业，然而外国棉纱和外省机纺纱靠价低、质细、工省迅速挤占江西市场，江西纺织业机杼不闻，纺业多废。1888年，九江进口洋布270627磅，比1884年增长一倍，价值不少于一千万两银。九江茶市本是中国三大茶市之一，1898年《农学报》第29期记载，九江“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后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江西土纸无法与日本机器竞争，“多有作槽因此辍业”。帝国主义侵略者闯进长江，攫取中国内河航行权，江西2万余只大小木帆船破产停运。

2.复兴阶段（1894-1926）

甲午战败激起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普遍觉悟，也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情，江西士大夫率先思强图变，创办新式教育，兴办航运、商办铁路，掀起兴办实业救国的浪潮，江右商帮随之复兴。

钱业是百业之首。清末民国时期，山西、江西“两西”钱庄业名闻全国。汉口钱庄“江西帮执牛耳”，长沙钱号“多系江西人民”。1906年，广东省六家最大钱庄，“其营业之主悉为江西省人，每家资本约为五六百万两”。杨文光创建聚兴诚银行，成为我国成立最早、最有实力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陈润夫创办天顺祥票号，人称“汇票巨子”，是上海汇业代表人物，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第七任总理。1915年，上海共有161家钱庄，其中江西帮有31家，数量最多。

实业是强商之本。江西商人创办萍乡煤矿、九江久兴纱厂、江西瓷业公司、萍乡瓷业公司、裕源纱厂、裕通面粉厂、九江裕生火柴公司等新式实业，成就一批著名商人。周扶九经营盐场、纺织业等拥资5000万银元，成为民国初期中国首富；朱仙舫出任首届至解放前历届中国纺织学会主席，是中国纺织工业奠基人；谌华堂被称为“中国生漆大王”，郑鉴源被称为“茶叶大王”，詹福熙被称为“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范乾生“范永盛”瓷号生产天主教圣品瓷，驰名世界。1915年，华之鸿“成义烧房”、王振发“荣和烧坊”统一以“茅台造酒公司”名义送酒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茅台酒品牌从此打响。

3.隐退阶段（1926-1949）

除1935-1937年无战事外，其余时间江西战争不断，民无宁日。1945年初，日军侵入赣西、赣南，江西工业地区遭受蹂躏，公营工厂毁损大半，保全者仅剩六个厂。民营工厂数十家“因仓皇撤退，不及迁移，损失更属不赀”。日军骚扰区域遍及全省，工农商各业、文化交通等事业荡然无存，将江西工业连根拔掉。

北伐战争，瓷业生产影响严重；日军侵华，窑厂多被日机炸毁，尚能开工的仅有20余座；解放战争，瓷窑几乎全部停工。“废止旧医”案致使中药遭到厄运，土地革命战争，樟树药业枯竭，销路受阻，药业更加萧条；抗日战争，樟树药材、号、店尚剩38家。

建国前夕，江西千疮百孔，凋敝已极，农工商各业均濒临破产之危，仅存2748户私营工业，多数停工停产；私营商业92143户，大多是小商小贩。在省外，江西帮的地位一落千丈，已不可同日而语，闻名商界的江西商人少之甚少，其影响力亦微乎其微。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私营工商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贡献。然而，旧时商会组织封建色彩浓厚，难能“教育和团结私人工商业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造旧时商会成立工商联，使之成为“党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工商业的桥梁”。1949年12月，南昌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接管江西省商会、江西省工业协会、南昌市商会，江右商帮凤凰涅槃，华丽转身，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