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中华商道精神探析

文｜王树金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代时期，中华大地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救亡图存和实现现代化成为全民族的核心使命与任务。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代表的近代商人努力走向历史舞台中央，在发展民族实业、拯救民族危亡、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使中华商道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时代变化与商业发展

近代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走向瓦解，商品经济逐步建立，农耕文明逐渐衰微，工商文明追赶发展，古老的农业社会要走向现代化，一个被欺凌的国家需要富强，中华商业发展和商人作为迎来了新的时代条件。

（一） 政治条件：重农抑商政策退出历史舞台

两千多年来，“重农抑商”作为一项系统的、全面的国策被各朝代所遵循。但鸦片战争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朝的部分官僚首先开展了“洋务运动”，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大量兴办军用、民用工商业。甲午战败、 《辛丑条约》 签订等进一步迫使清政府认识到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于1903年设立商部，主管商务、铁路、矿务等实业领域，1906年整合为农工商部，政府颁布法令保护和促进工商业发展，改变了历代政府打击抑制工商业的“重本抑末”政策取向。辛亥革命后，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工业发展的政策，北洋政府采取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兴办工商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与低税率，鼓励技术创新，为民族工商业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国民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但因日本全面侵华而遭受重大挫折。发展工商业，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中国各政权执政的历史使命，但由于国际环境剧烈动荡，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一波三折。

（二） 经济条件：传统的工商业被现代化工商业取代

近代时期的工商业告别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商号、作坊、手工工场等生产经营方式，学习引进西方的公司治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以新的经营理念、技术设备、生产和销售方式等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纺织企业集群，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英国纺织机械，建立起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创办的永利碱厂采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索尔维法制碱技术，设计能力为日产纯碱40吨，创办的永利铔厂是亚洲最大化工企业。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荣氏企业集团，采用“无限公司”产权制度实行集中管理，通过“粉纱互补互济”策略实现产业协同，还开展了劳工自治改革 （废除工头制） 等经营管理创新。由“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致力于银行现代化发展，开办的活期支票存款业务开当时风气之先，最终从一家小银行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于1923年设立“旅行部”，1927年独立挂牌注册并易名为“中国旅行社”，成为中国近代旅游企业化的标志。

（三） 社会条件：商人社会地位和属性重新确立

自秦汉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商人处于社会底层，被视为末流。但到了近代，“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分层结构被打破，商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士大夫群体、留学归国人才投身商业活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族工商业者兴起，成为一个全新面貌的社会阶层。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摆脱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标签，作出良好社会表率，商人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大幅提升。张謇在甲午之后，面对国势的衰微，首先提出“中国需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以士大夫的身份率先垂范，投身商海，开实业救国的先河，代表了士大夫思想的变化和进步。随着商人地位作用的提升，商人也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增强商界在国家行政与立法机构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自中华民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届国会选举开始，商会就为争取工商界议员席位和选举权而努力。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又积极开展了力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的政治活动，最后发展成为全国商界的一场参政运动。

（四） 文化条件：“工商立国”思潮兴起并成为社会共识

“上农除末”是自秦朝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观点，但商业的蓬勃发展也在不断对其进行着冲击，明清时期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就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但并未成为主流，直到进入近代社会，发展实业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才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认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主张“以商立国”“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工业化主张，“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张謇等倡导“棉铁主义”，践行“实业救国”道路。“船王”卢作孚主张，实现现代化则要“一切产业工业化”。孙中山在 《建国方略》 中提出：“自美国工商业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 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摆脱农业社会的思想羁绊，追赶工商文明的时代潮流，成为社会主流认识。

近代民族工商业者的重要历史贡献

近代民族工商业者们的作用有其局限性和边界，但其贡献不容忽视。

（一）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

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是因为当时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落后于西方。所以，中华民族要想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路径是实现现代化，核心是工业化。毫无疑问，近代民族工商业者是重要的先行者，他们顺应历史潮流，践行实业救国理念，积极创办新式企业，建设中国工业体系，努力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展开斗争，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棉纱、面粉、缫丝等产业基础基本确立，一系列民生日用品制造业初具规模。近代工业的发展，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变革，促进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也得益于此。但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仍然漫长，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4.9%，1949年为17%，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民族工商业者们虽然竭尽了全力，仍然只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

（二） 推动中国开放发展的先行者

由闭关锁国变为开放发展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必修课。但当时古老的中华大地被迫打开国门，除了一些有识之士，大量国人不敢不懂不愿与外界接触。反而是大量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类工厂，抢占中国产业发展先机，势力日益强大。民族工商业者兴起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热潮，除了士大夫从商，一些工商业者留学归来，他们主动学习西方的经济、文化、制度、科技，投身民族工商业发展，甚至与外商进行商战，竞争经济主权。中国百年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中外商战，由唐廷枢和徐润带领轮船招商局开展，与美资旗昌和太古两家洋行竞争长江航运业务并获胜，成功地以小吃大，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历史。在近代中国的开放历史中，民族工商业者们是最早接触西方、学习西方的群体之一。1922年，鉴于美国费城商品陈列馆中中国产品仍然是烟馆模型、烟具等半个世纪前的旧物，聂云台向各业团体发函征集国产工业新品并精选二百多件运往美国，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的新形象。同年，中国商界还克服各种困难，参加了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会议”、在意大利举办的“万国商品标本陈列会”。“太平洋商务会议”上共通过23个议案，其中五个提案由中国代表团提出，穆藕初代表中国作《中国商务与太平洋》 和 《中国棉业之发展及其需要》 的讲演，赵晋卿作 《中国商业发展之障碍及改革之方针》 的演说，中国商界开始在国际商业活动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三）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先行者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肇始于近代史的开端，从那时起，引领时代之先的民族工商业者们就开始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相结合的探索。他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经世济民”的核心价值追求与企业经营相结合，把商业经营只作为一种载体与手段，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张謇状元出身，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他以“本利循环”与“父教育而母实业”为核心理念，统筹实业、教育、慈善协同发展，将实业收益投入教育、福利等公共事业，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开创了独特的区域现代化实践模式。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继承张謇精神，在重庆北碚地区开展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等事业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在企业微观管理中，近代民族工商业者们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合理扬弃取得了良好成效。如：以人为本、善待员工的福利待遇，强调家文化、情义引导、仁爱调节的管理方式，将“诚信”升华为契约精神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经营相结合的有益探索。近代工商业者们的实践，丰富了企业家的内涵，突破了西方企业家的边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近代中华商道精神的主要特点

中华商道精神自先秦开始发源发展，奠定了“公”为“魂”、“仁”为“根”等核心精神要素。以白圭、范蠡、猗顿为代表，把商业活动与国家经济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结合起来，以商富国、以商安民、为国理财，并形成“以义致利”“仁术经商”等商业价值观，奠定了中华商道精神的底色。但秦汉以来，商业和商人受制于皇权帝制的打压，在夹缝中生存，商道精神虽然顽强生长，但多有扭曲变异，总体上呈衰微之势。近代时期，商业重新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商人重新登上时代的舞台，也让古老而弥新的中华优秀商道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果说先秦时期先贤商人的事迹只是史书上简短记载的遥远传说，而近代民族工商业者们的事迹则是实实在在的壮举，为中华优秀传统商道精神从理论到实践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 强烈的“为公服务”精神

实业救国是近代民族工商业者投身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他们把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家国天下的情怀为最高价值追求，涌现出了张謇、卢作孚等一系列杰出代表，他们在和平时期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大量投身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在战争时期积极生产战略物资，支援民族解放事业，用实践证明了中华商道的“为公服务”精神。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即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在抗日救亡时期，陈嘉庚先后发起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任主席，为抗战筹措大量钱款和物资，为祖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前述张謇、卢作孚等开展的社会建设都是中华商道“为公服务”精神的体现。

（二） 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在面对外来侵略和敌人威胁时，很多民族工商业者也毫不畏惧，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在历史紧要关头，相当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坚持民族气节，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酿酒大王”、南洋华侨张振勋拒绝当时南洋英国、荷兰殖民政府的封官许爵，明确表示“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把大量资金转移回祖国，在国内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等各类企业，戮力振兴祖国实业。五四运动发生后，天津实业家宋则久大力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发动并组织天津“救国十人团”，“五卅惨案”发生后抽出售品所月盈利的十分之一支援上海工人罢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堪称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还涌现了一批英勇献身的著名民族实业家，如“药业大王”项松茂、“国货大王”方液仙。

（三） 积极的商业义利观

中华商道精神以仁为根，要求义利统一、以义致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的本质是生产和提供具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而不是依赖不正当经营和竞争获利。民国工商业者们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中创办企业，还要与外国企业竞争“利权”，开展“商战”，绝不可能依赖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获胜，靠的是创新的技术、扎扎实实的产品和有效的经营管理，才能打造出诸如“兵船”“牡丹”牌面粉、“人钟”“宝塔”“寿星”牌棉纱、“海王”牌精盐、“三星牙膏”“天厨味精”等能与洋货竞争的民族品牌产品，让民族工商业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

（四） 通透的财富观

近代大量的民族工商业者不做聚敛金钱的资本家，而是将财富投入到民族进步、国家发展、社会公益等事业之中，真正做到了回馈社会不吝钱财。张謇说过“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他一生共创办了二十多个“中国第一”，但自己所遗无多。陈嘉庚将毕生积累的财富大部分都献给了家乡，甚至在事业受挫、经济困难之时，还把自己的三幢住宅卖掉，全部捐给厦门大学，留下“变卖大厦，留下厦大”的佳话。

（五） 开放创新的姿态

近代工商业者大部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是国外留学归来，有的多次出国考察企业，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运用西方的科学管理方法，以新的企业组织、资金运营、技术应用、财务管理、产品营销等，改革中国当时传统的旧式管理，推动近代民族工商业走出传统农耕文明建立新式企业，并推动中国工商业与国际接轨。如，荣氏兄弟在企业中推行工程师制，以取代传统的工头制；张謇在大生纱厂实行成本计算制的成本管理；卢作孚以“四统制”取代“买办制”，等等。科学管理思想的普及也不是一蹴而就。穆藕初留学归来就在自己创办的德大纱厂率先推行科学管理法，制定了各种厂规、 厂纪等系列管理制度，还翻译了泰勒的 《科学管理法原理》 ，但阻力重重，被迫调整让步，科学管理法未能在社会上推广，直到十年后才被实业界广泛接受。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国际合作部一处副处长）

         （本文原载自《中国工商》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