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传承与历史机遇： 晋商精神解读与企业家精神弘扬

文｜刘成虎

 

晋商在世界商业史上创造了引人瞩目的商业文明和金融文明，他们不畏艰辛、敢冒风险、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经营理念值得我们承继弘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和凝练的“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晋商精神，是对晋商群体的高度赞誉，也是对新时代新晋商群体提出的要求和期待。

 

正如商业格言所言：优秀的企业安度危机，平凡的企业在危机中消亡，只有伟大的企业才能在危机中发展壮大。对企业家而言，面临各种困难或者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晋商群体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寻找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

 

历史上的晋商，曾在明清时期创造出辉煌的商业奇迹，其足迹遍布全国，甚至远至俄罗斯、蒙古等地，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他们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以“十大堰”“九大盐铁”为代表的产业布局，展现了非凡的商业智慧和组织能力。这一切成就的背后，是晋商群体坚韧不拔的精神支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新晋商在走出此轮经济周期的过程中，需要将晋商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这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时代的使命要求。面对全球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的新趋势，新晋商群体需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机遇。

 

晋商精神的时代解读

 

1. 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

 

诚实守信位列晋商精神之首，是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纵横欧亚九千里”的信条和根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言必信，行必果”。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教化人民要言行一致、内外一致，信守承诺。通俗理解就是做事不说假话，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努力做到。其实从本质上来讲，诚实守信精神就是契约精神的制度化构建，晋商将诚信从道德准则上升为制度约束。以 《大德通票号号规》 为例，其明确规定“凡受贿徇私、亏空银两者，立即开除并追偿”；乔家复字号更以“大斗售米”让利顾客，通过“薄利”换取“长销”。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非正式制度 （如信誉机制） 能有效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晋商的诚信实践印证了“信誉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的核心作用。

 

孔祥毅和张正明在 《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 中提到，“清末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7个关庙，并且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就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商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晋商在重商立业的创业精神引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要求商人恪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晋商乔致庸教育子孙要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

 

晋商王文显也训诫其子曰：“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晋商大量的契约、合同、协议以及内部管理制度，处处体现晋商浓厚的契约精神。

 

2. 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晋商发展史是一部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奋斗史。 《礼记·大学》 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晋商的开拓进取精神就是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奋发有为创新精神，包括市场开拓创新、内部管理制度创新、经营业务创新、经营理念创新等等。

 

晋商负货远征千万里，无弗远近，趋利若鹜，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余里之外，这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进取精神。纳兰常安在 《行国风土纪》 中写到：“塞地商卖，多宜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至于赤手贫乏之人，伐薪刈草，亦积数百金。”王烨编著在 《中国古代商号》 中提到，清代山西人王相卿、史大学、张杰联合创办蒙俄贸易大型商号“大盛魁”，号称“草原第一商号”。大盛魁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 (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资本十分雄厚。1896年，合盛元票号在安东 (今丹东） 设立分庄，之后在朝鲜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开始国际汇兑业务。1907年，合盛元票号在日本神户设立合盛元神户支行，此后在日本东京、横滨、大阪以及朝鲜仁川设分庄，开创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设庄的历史。

 

3. 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

 

“同寅协恭，和衷哉”出自 《尚书·皋陶谟》，义为大家一条心，共同渡过江河。其内涵是要同心协力、合作共赢、共同克服困难，也就是团队精神。晋商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协调商号间的关系，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团队精神使晋商十分注重人际关系，特别强调“协作”，在“朋和赢利”、相与制度、“东伙”等经营方式基础上所创设的股份制便是其“协作”精神的最好体现。特别是标期制度的设计与有效运转，在抵御经济风险冲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晋商的协作网络正是通过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实现了商业生态的可持续性。

 

代林、马静主编的 《大盛魁闻见录》 中提到，光绪年间，归化城 （今呼和浩特） 天恒永商号因其它9个玉字号过度扩张而面临挤兑，大盛魁主动承担30万两过拨银，挽救同业于危局。后来，大盛魁陷入困境时，经理段敬斋请求天恒永过拨，王盛龄欣然应允，过拨3万银元，以报大盛魁之恩。这种“以义制利”的互助模式，与现代企业战略联盟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宏龄在 《同舟忠告》 写道：“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舟。”《志成信绸缎庄股本合约》 载：”“自立之后，务要同心协力，以追管要圣明之遗风，矢公矢正，而垂永远无弊之事业。”庞尚鹏的 《清理延绥屯田疏》：“间有山西运商前来镇城，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有无相资，劳逸共济。”

 

4. 务实经营的敬业精神

 

春秋左丘明 《国语·晋语六》 中提到：“昔吾逮事庄主，华则荣矣，实之不知，请务实乎。”义为致力于实在的或具体的事情，讲究实际，要求要注重实用、讲求实践、不尚空谈，从实际出发，不虚浮、不盲从、实事求是。这种务实经营的精神就是敬业精神、工匠精神。

晋商能够洞察市场变化，找到自己发展的位置，顺势而为，勇往直前，不断前进。从晋商账局、票号经营制度的精细严密，到商品和服务质量的严要求，从晋商对人员管理的苛刻，到家族教育和传承的重视，从账簿记录管理的严谨，到对业务技能的熟稔，全面放映了晋商务实经营的敬业精神和工匠精神。

 

柳林县 《杨氏家谱》 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入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这体现了晋商对所从事本业的高度认可，对做好本业的严格要求。北谦亨烟坊对技术精湛师傅给予顶身股，鼓励工匠精神。王大植是北谦亨烟坊的重要技师，从种烟产地到研究烟种，从改进烟的配料技术到制成烟丝的每道工序，都由他亲自动手，一一试验，显著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加了烟坊收入。经过东掌计议，决定给予王大植师傅破格8厘顶身股。

 

大德通掌柜高钰在辛亥前夕果断收缩放贷，反周期操作使票号免于挤兑崩溃。其风险预判能力，堪比现代“压力测试”模型。票号实行“四年账期”考核，分号经理需定期向总号提交“月清”“年结”报告，其财务透明度及财务账簿的完整度甚至远远高于同期欧洲家族企业。晋商这种对经营业务的精益求精以及务实经营的精神就是敬业精神、工匠精神。

 

5. 经世济民的爱国精神

 

《礼记·大学》 要求人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张载的 《横渠语录》 倡议有识之士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经世济民的思想就是要求商人的活动应使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体现的就是爱国精神。

 

晋商的“家国一体”伦理则通过社会责任内化，实现了商业资本与国家利益的协同。晋商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超越历史时代的责任意识，这源自晋商经世济民的使命感和爱国精神。晋商在经营过程中报国济民的事迹屡见不鲜，充分体现了山西商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国家的发展命运， 把报效祖国作为己任，诸如捐输报效、赈灾救济、兴修水利、以文化人、修路架桥、毁家纾难、抗日救国、禁烟禁毒等。

 

晋商渠本翘在1804年捐银2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引入数学、格致 （物理） 等新学，为山西近代化储备人才。介休范家，是唯一被载入 《清实录》 和 《清史稿》 的晋商家族，是清初到乾隆年间140年中全国最重要的铜商和盐商之一，被誉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范家长期垄断河东、长芦盐业，张家口和东北贸易，在康雍乾时期平定西部叛乱中发挥重大作用。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范家为解决朝廷铜荒问题，漂洋过海从日本贸易运铜并向朝廷提出减价交售，“情愿报效，自请减价”。1908年山西矿权斗争中，晋商集体筹资275万两白银赎回英资福公司矿权，梁启超誉之为“民气之觉醒”。

 

弘扬企业家精神：新晋商的时代使命

 

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质态，代表生产力的新水准。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同时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在这一过程中，亟需造就大批科技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

 

春秋大商人白圭曾说，一个好的商业经营者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方面的素质，还说，“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与现在概括的晋商精神高度一致。

 

同时，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家将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补足关键技术短板，推动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因此，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已从单一的经济贡献扩展至创新引领、社会责任、生态协同等多重维度，企业家精神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因此，要结合新时代的特征和具体经营特点，将晋商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转化，内化成企业家的精神实质。尤其是科技企业家不仅要有创新精神，还要有科技视野，成为孵化新技术新产业的引导者。

 

首先，企业家应当具备坚定的家国情怀。企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繁荣稳定，企业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新晋商应当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将个人追求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价值。

 

其次，企业家应当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新晋商应当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主动适应科技进步和市场变化，推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企业持久竞争优势。

 

第三，企业家应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新晋商应当恪守商业道德，依法合规经营，诚实守信对待客户、员工、合作伙伴和社会公众，构建和谐的商业生态。

 

第四，企业家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不仅是经济实体，也是社会组织。新晋商应当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关注环境保护、员工福祉、社区发展等公共议题，为解决社会问题贡献力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五，企业家应当具备全球视野。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发展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新晋商应当拓展国际视野，了解全球市场动态和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

 

晋商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应当深入挖掘晋商精神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新晋商群体应当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弘扬企业家精神，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本文原载自《中国工商》2025年第2期）

 

监制：杜鹃

主编：王瀚慧

编辑：曹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