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中华儒商商道的精神及其价值 (下)

首页    政策 ● 理论    商史商道    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中华儒商商道的精神及其价值 (下)
创建时间:2025-01-14 11:03

文|王建均 黄小菁

 

从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商业文明看,新商业文明不仅凸显了中华儒商商道的人本性和互利经济学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新商业文明下的人本观。这是新技术革命及其新商业文明对中华儒商商道现代价值的充分展现。

(一) 新商业文明凸显了中华儒商商道的人本性

传统商业文明关注利润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在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商业文明中,企业则更关注与社会、环境、用户、员工的关系和价值,各方在平台、社群中构建生态,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新工业革命是新商业文明研究兴起的根本动因,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方向。

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商业文明,其本质是让商业回归人、回归社会。管理思想家乌麦尔·哈克认为,在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商业文明中,企业、国家乃至整个经济社会都能获得更高水平的优势。具体来说,人类成为自然的捍卫者,促进了资源的极大丰富;创新融入日常,变得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且不可或缺,主体更加多元且创作潜能被充分激发;企业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以实现广泛的社会价值。总而言之,他认为,新技术革命下的新商业文明是推动未来商业繁荣的力量,是应对企业、国家和经济社会长期以来所面临的破坏性挑战的唯一出路。因此,以人为本的新商业文明是21世纪商业繁荣的引擎。

就此而言,以人为本是新商业文明的核心。要“重估一切价值”,重新思考和定义企业与股东、客户、员工、社会、环境乃至人类未来的关系。新商业文明的基本点是使命 (责任) 、诚信、开放、分享,是为客户、员工、社会、环境乃至人类未来利益而创造有意义的价值和美好的生活。

(二) 新商业文明凸显了中华儒商商道的互利本质

传统商业文明建立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利精神。不同于传统商业文明,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商业文明的理论基础是互利经济学的互利精神,凸显了以人为本的中华儒商商道的互利本质。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之所以周期性地爆发,根源在于传统商业文明的核心信条,即企业的宗旨是以企业利润为中心和以股东利益最大化,忽视甚至损害员工、社区、环境、社会和后代利益,最终会损害到企业和股东自身的利益。基于此,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商业文明必须放弃这种旧观念,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实际上,以企业利润为中心和以股东利益最大化只是问题的表象,而非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观念,这触及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地基。理性经济人 (股东) 利益最大化,是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前提,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完美的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以及均衡的市场状况,即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通过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可以保证市场供需均衡,使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但这样的结果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出现过。自从这一观点出现以来,就受到国家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批判。

事实上,亚当·斯密提出这一观点时,是为市场中个人利益正当性正名。由于斯密没有设定自利的范围和限度,以至于同他后面的论述自相矛盾。如,他在论述自由贸易的合理性时,不止一次提到“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私利”会阻止英国实现自由贸易。学者们正确地指出,既非自利,也非利他,互利才是市场交换之所以能够实现的前提。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强调,斯密虽然被认为是理性经济人的奠基者,但是,斯密本人对这种经济人假设表达过深刻的质疑。森认为,无论是从实验博弈还是从其他行为经济学的检验结果看,纯粹追求个人利益的假设与所观察到的人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他指出,追求私利并非人的单一的行为准则,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互动性,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结果及其利益。他进一步指出,将理性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理论中,实在是抬举它了,是该将它“掀下台”的时候了。

今天,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技术革命时代的来临和深化,更加凸显了互利这一前提的现实性,所谓自利的经济人必须考虑消费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要利他,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自利经济人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其他人不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利他作为自利的手段,仍然囿于理性经济人的观点,并非我们所说的互利。

互利的核心在于自利和利他的统一,其本质是自利和利他互为目的。实际上,把利他作为自利的手段,并不是也不能把他人看得不如自己重要;恰恰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有把他人视如自己,看作同自己一样的重要,才能而且也必须尽己所能,为他人创造价值,自利方能实现。把他人当作目的,他人才能把你也当作目的;把他人当作手段,可能他人就会把你当作手段。这在企业之间是如此,在企业内部也是如此。所以,人与人之间必须互为目的,这是互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此,康德曾深刻地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北宋时期的张载早就指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真正的以人为本,必须把他人和自己同等对待。从中国的实践看,“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也是基于互利共赢的思想。关于互利的问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中华儒商商道的特色和本质。儒家并不鄙视利,只是强调如何正当合理地取利。义利可以两有,义利可以两全,但要以义为先、以义为本。晋商说:君子爱财,生财有道。徽商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这些朴素的言语表明了晋商、徽商所持有的正确义利观,反对取不义之财。事实上,以义取利,方能把生意做长、做稳、做大,这恰恰合乎企业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一锤子买卖,狠赚一笔,但信誉丧失,买卖就会做绝,反而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事实上,我们开创和推进的“一带一路”正是建立在互利共赢的理念上的,而“一带一路”也必将在互利共赢的理念上行稳致远。

今天,深入研究以人为本的中华儒商商道精神及其价值,就需要我们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来,借鉴西方商业文明的有益成果,把以人为本的中华儒商商道建立在更加坚实的互利经济基础上。

(三) 深化认识新商业文明下的以人为本观

新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商业文明,越来越凸现的是以人为本的要求,即以人的美好幸福生活为本;而未来,建立在全面智能化社会基础上的文明,应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

这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以人为本的内涵。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需要为本,而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一方面,人的需要具有历史性,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既有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有满足知识、艺术、审美和创造的精神需要。并且,随着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其效用会逐渐递减,具有有限性;但是,精神需要则日益增长,具有无限性。

按马斯洛的说法,人的需要的层次性包括渐次递进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以人为本的商业文明意味着,实现人们多样化、高层次的需求,能够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让下一辈成长得更好。实现全方位的社会进步,即就业充分,收入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教育质量和医疗水平的提升以及居住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显著改善。一句话,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人为本,不仅是商业文明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还是推动商业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的需要决定生产及其发展的方向。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人们必须不断提高改造自然的能力、提升劳动技能、创新生产技术,社会生产和商业文明就是在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所以,人本是财富的源泉和动力,是经济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动力。

另外,我们还需要对以人为本的“人”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们对于以人为本的“人”有不同认识,“人”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不同的。有以百姓为本的中国传统仁爱观,有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本的西方工业革命理性经济人观,有以用户为本服务于股东利益的人本观,有以用户、员工、股东、社区、环境、后代为本的新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新人本观。中国传统的仁爱观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相结合,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同新人本观相契合和相适应。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以用户、员工、股东、社区、环境、后代为本的新商业文明人本观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我们借用哈克在 《新商业文明:从利润到价值》 一书中的一个例子,可以清楚说明这个必然性。一个汉堡的价格是3美元,利润是1美元,根据过去的商业理念,最少有1美元的价值被创造出来。但事实是汉堡的真正价格接近30美元,其中有10美元的环境和健康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和我们的后代,普通民众、社区和社会给用来做汉堡的牛肉、水、土地甚至工作机会补贴了20美元。这样创造出的1美元价值是经济上的一种虚构。所以,快餐店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等的,大量的成本是由社区、环境、后代所承担,成为企业利益受害者。如果要使成本和收益相平衡,就必须考虑到社区、环境、后代等付出的成本和损失。这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问题所在,也是中华商道和新人本价值观具有现实必然性的原因所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引领企业家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方面不断提升自己,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王建均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新阶层新群体教研室主任、教授;黄小菁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曹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