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的中华商道精神

文｜王建均 黄小菁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范旭东，称赞他以及张之洞、张謇、卢作孚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近代民族企业家”。历史进入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高度评价张謇、卢作孚等近代民族企业家，赞扬他们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当然，张謇、卢作孚、范旭东还被公认为近代儒商典范。张謇可谓是“一代儒商、万世师表”，范旭东被赞誉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而被称为“小学博士”的卢作孚，无论是倾注其心血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还是饱含深邃思考的《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影响历史，尤其是他“忘我忘家，绝对无私”，被赞誉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甚至被赞美为“完人”。同张謇和卢作孚一样，范旭东立基于中华商道，博取西方新知，不仅传承了中华商道的人本精神、诚信精神、创新精神、家国情怀，又强调遵法的时代精神，将中华商道精神发扬光大。范旭东所体现的中华商道精神，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高度契合，是中华商道精神的现代发展，是现代儒商精神的内在要求。

强烈的家国天下情怀

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是中华商道最优秀的品质。儒家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目的不仅是修身齐家，更高价值在于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中华儒商安身立命的核心要义。对于近代的儒商而言，其使命更是如此，就是实业救国。对此，国外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可以说，爱国主义是张謇、范旭东和卢作孚儒商精神中最鲜明的特征。

正是心怀一腔爱国心，范旭东投入到艰辛的实业救国事业之中。在日本留学时，范旭东就经常探索反帝救国、振兴中华之道。他在一张照片背后所写的誓言中，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忧国忧民的心情：“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立誓之证。”又加旁证：“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其勿忘之。”在日本，他曾立志习武救国，后是学医，最终选择科学救国，转学化学。回国后，因看不惯官场腐败，毅然投身实业。范旭东传版久大精盐公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人民有干净、便宜的盐吃，同时也是“为中国化学工业奠定基础”。为了彻底打破洋商对中国纯碱供应的垄断，使中国的化学工业不再受洋人挟制，范旭东经历磨劫八年，终于领导永利公司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在试制纯碱最困难的时候，范旭东坚定地表示：“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干出来。”1937年2月，范旭东创办的南京硫酸锤厂竣工投产，范旭东自豪地宣布：“列强争雄之高压合成铵工业，在中华大地于焉实现矣。”

1945年8月，在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他对公司同仁讲道：“……我们有更艰重的责任，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更要自强自立起来，去发展化工，去把我们的工业民化、世界化……”可见，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创业使命感始终在催促着范旭东孜孜奋斗。

范旭东的爱国精神令人动容，而他时刻不忘激发员工的爱国情怀就更令人感慨。1932年，永利碱厂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举办了一个高层次的艺徒班（后称工艺班），设置了包括英文、算数、物理、机械工作法、制图、常识等六门课程。每次在工艺班上课前，他都要求要用10分钟讲解时局形势，灌输爱国思想。抗战期间范旭东率领公司转入四川创业，他曾对久大自贡制盐厂的职工们讲道：“……本公司的生命已同祖国交织在一起，……简单地讲，只要祖国存在一天，吾们决努力苦干一天，……虽然这里头吾们实含有无限的辛酸，会遭遇无数困难，但为了中国的制盐工厂，决不消灭于敌人的侵略，决不屈服于敌人的炸弹；同时为了由工业方面培养吾们长期抗战的力量，本公司拿出剩余的力量贡献祖国，实义不容辞。”1945年10月，范旭东去世后，全体同仁遵照范旭东的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团结一致，克服重重困难，全心全力投入战后恢复生产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永久黄”（范旭东分别于1914年、1917年和1922年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简称) 团体在海外进修、培训、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无一例外地回归祖国报效国家。强烈的家国情怀成为了“永久黄”的文化基因。

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强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执着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非固守一成不变。自古迄今，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一直在激励着仁人志士经磨历劫，孜孜奋进。这种奋斗精神在范旭东等近代儒商实业救国事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范旭东来说，几十年实业救国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创新历史。范旭东说：“不把旧制搁在眼里，他们的神圣信条，我们一概不理，各干各的，苦头固然吃得十足，成功的要素也就在这里。因此，可以推想到，凡事与其致力于改造，不如致力于创造，起聋振馈，打破旧圈套，惟有创造。并且人们如其有自信，创造是十分有把握的。回想久大(公司)的过程，要以这个感想为深刻”。1915年范旭东发起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让中国人摆脱了“吃土”的历史。其时，公司真正的职员只有范旭东一人，为了尽可能多筹一点资金，范旭东不顾别人的冷淡与讥讽，不厌其烦地去向那些答应出资的人催收股款。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常常站在人家的门房等许久，结果还是下次再去。”为了劝别人出资，范旭东费尽心机，几至口焦舌裂，纵然如此，原定五万元的股本，至公司成立之初也仅募得三万三千余元。范旭东就在这内有资本不足，外有洋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总所企图扼杀的不利条件下，顽强不息，努力经营，终于使久大精盐公司发展壮大起来。

与久大精盐公司相比，永利碱厂的奋斗就更为艰难。1924年8月，永利碱厂第一次试车，产出的是不合格的“红碱”。此时碱厂所耗资金已超过公司总资本的五六倍，大多数股东要求解散公司，范旭东则坚持继续生产，从中查找故障所在。然而，命运似乎有意同他过不去，在“红碱”生产了四五个月之后，作为碱厂关键设备的四口干燥锅全被烧坏，就连不合格碱也产不出来了，只得停产。受此沉重打击，范旭东没有消沉下去，他一方面设法筹措资金；另一方面派侯德榜等人再次赴美，考察、分析失败原因。他以一个企业家特有的大度和坚毅，勉励那些参与建厂、试车的技术人员，使他们走出痛苦，重鼓勇气，坚定了战胜挫折的信心。在范旭东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永利碱厂于1926年6月再次投产，终于生产出了 “红三角”牌优质纯碱。这足以令国人骄傲，因为这是亚洲第一包苏尔维法纯碱。1928年，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一举夺得最高荣誉金质奖，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之象征”，为中国近代科技史、经济史立起了一块丰碑。这些赞誉是对范旭东自强不息创新精神的最好褒奖，也印证了“不自强而成功者，天下未之有也”。以斯语来总结民族企业家的艰苦创业活动，至为恰切。

                                                                                                                                                                         永利碱厂

自觉的诚信守法品格

诚信是儒家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极为推崇“信”，认为“信近乎义”。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并一再强调，“谨而信”，“言而信”。就经商而言，虽以盈利为目的，但“信义所孚，人不忍欺”。经商以信义为依据，才能通有无，近悦远来。相反，对于无诚信者，自然无法谋取长期利益，同时也应当予以惩罚。对此，管仲指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在企业治理上，范旭东十分注重“团体共同信条”，同时又极其重视以企业章程为“法”的科学管理。一方面，范旭东非常重视共同信条的作用。他认为：“我们相信团体的生命，是集合团体内各个分子的生命而表现，一个团体如能得到个个分子的热心撑持，这个团体便不是一件虚无的东西。 团体如何，……责任全在各个分子的肩膀上，……一个团体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统一的意志，……团体信条就是严密团体组织、统一团体意志的利器。”为此，范旭东为“永久黄”团体手订四大信条：“第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第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第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而顾全团体。第四，我们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这四大信条实际上就是对“永久黄”精神的核心概括，成为“永久黄”共同的信念、是非标准和自觉行为，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激发了职员、工友们奋进向上的热情。同时“四大信条”一经面世，就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不少教育家、学者、新闻界人士不断来信赞扬。1935年至1936年，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广州等地的工商业家、科学工作者、大学生来塘沽参观永利、久大、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有的希望取得经营管理技术方面的经验，有的人则要求参加“永久黄”团体工作。

另一方面，在注重团体共同信条的同时，范旭东又不忽视以企业章程为“法”的科学管理，这是范旭东成功的经验之一。他认识到，随着事业范围的扩大，“同事分散各处，各人都有专责，用人一多，创业的精神，不免一天天稀薄而难以团聚，甚至把事业的成败，看得比一身得失还轻，如果真到这般地步，再想挽救恐怕也无从下手，岂不可怕！”有鉴于此，范旭东在公司内部加强了“立法”工作，他将公司共同的信条和业务管理章程“都用文字列举出来，做事业进行的基本，全公司自总经理以至雇员，都应受这信条的支配和章程的管理”。他多次强调：“如果大家把公司信条放在心上，行动都不出章程所订的范围，那么事业自自然然日有进益，……也是事业的万幸了。”他的这一精辟的论述，对今天的企业家们依然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

开放的国际视野

儒家文化强调“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体现开放包容的思想和胸怀。正因为包容开放的胸怀，中华文化能够学习、借鉴佛教等外来文化，不断完善自身，成就了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同样，因为开放的国际视野，近代伟大儒商都创造了时代的伟业。

同张謇和卢作孚一样，范旭东也秉持开放的国际视野。创办永利碱厂，“公司负吾国化学工业先导使命，日夕未敢忘怀。”但“永久黄”的创业者们又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从不拒绝外国优秀的东西，积极向外国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他们多数都是在国外留学后毅然返回报效祖国的。他们努力争取外国友好人士的支持，先后聘用过九名外国人承担技术工作，像美国工程师G.T.李等对碱厂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最值得称道的是，尽管曾经受制于西方纯碱制造技术的垄断，但一旦技术获得突破，范旭东却无私地将技术公于天下，造福世界人民。1933年，“永久黄”发表《纯碱制造》一书，揭示了被世界制碱集团垄断了70年的苏尔维制碱诀窍。1943年，又公布《侯氏制碱法》一书，再一次把科技发明无偿公诸于世，为人类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此外，“永久黄”还积极派出侯德榜等人，支援巴西、印度等国发展化学工业，扩大了国际间的技术交流。这已经不仅仅是所谓开放的国际视野问题，而是更加高尚的家国天下情怀。

勤俭的工作作风

勤俭是中华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最古老的训诫。儒家强调，“勤以修身、俭以养德”，推崇“节用而爱人”。治生之祖的白圭就以节用爱人而垂范后世。可以说，这也是近代儒商最突出的品德之一。

无独有偶，范旭东也是非常重视勤俭，认为勤俭既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也事关人的信誉。范旭东说:“事业的成功，必须做到清廉。为人清廉，极易博得他人的敬仰，做事亦易推行，任何事情我们能做到清廉两字，就是事业失败，尚可得人谅解，得人同情。”早在创办久大公司时，范旭东就为自己规定了三个原则：一是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二是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三是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在几十年的创业活动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些信条。

生活中的范旭东更是勤俭至极。作为一个资产巨万的实业团体的领导人，范旭东的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力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其为人者，胥能道之。”1938年，范旭东赴美采购设备，为添制行装煞费苦心，最后还是把他1912年到欧洲考察盐政时穿过的衣服找出，翻改了一下，权作礼服。范旭东毕生勤俭，不贪物质享受，“他的生活之简单、朴实、规律和恬静，是大家都欣羡敬慕的”。他没有为子女留下多少资产，范旭东死后，“有某机关人以为范先生创立诺大事业，必留有许多遗产，来相询问，殊不知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

范旭东自己不追求物质享受，但对员工的生活待遇则非常关注。久大精盐公司在兴建各盐厂之际，就“建筑工人住室，创办职工补习班，设立工人食堂、工人书报室等，以谋工友之福利，提高工人之生活”。“厂中有经济困难者，辄解私囊作将伯之助，而不以告人，即其太太亦并不知之”。对此，侯德榜指出，“范旭东的私德可与事业媲美”。范旭东的高洁品德，引无数人竞相追随，以致“追随工作至二三十年者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陈调甫、侯德榜、李烛尘、余啸秋等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岂止是君子，乃是圣人。范旭东历经艰辛创办实业，其初心使命就是救国救民，完全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追求，他将中华商道精神弘扬到极致，同张謇、卢作孚一样，令人高山仰止，是一代伟大儒商。就此而言，范旭东无愧于“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之誉，无愧于我们今天企业家的典范和楷模，将世世代代为中国人所铭记、敬仰和学习。

（作者王建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教研部新阶层新群体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小菁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