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商帮的活动

文/范金民

明代至清中期，大运河沿线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带，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大运河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而根本不是如今有人所说的“民间商船是不能使用运河的”。在这南北物货大通道上，全国各地地域商帮如徽商、山陕商人、闽粤商人、江浙商人、江西商人等极为活跃，从事食盐、棉布、丝绸、粮食、木材和书籍等大宗商品，以及矿产、颜料、皮毛、果木等土特产品的经营活动。各地商帮在运河沿线的商业活动，内容繁复，多姿多色，从而营造出丰富璀璨的地域文化，构筑成大运河文化的绚丽篇章。

南北物货大通道

大运河于明代永乐九年（1411）全线贯通，稍后明廷即迁都北平，国家南北一统，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直到19世纪早期运河淤塞4个多世纪中，始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物货大通道，南北运输畅达，盛况空前。

明中期的张萱说，在运河中，“吴艧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言笑自若，视为坦途”。嘉靖、隆庆时江西人李鼎说，运河中，“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直到清代乾隆末年，皇帝也说：“向来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

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通道的功能，在关税征收方面充分反映出来。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官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宣德四年 （1429），为疏通钞法，明廷在全国33个府州县商贾所集之处，增收门摊税课五倍，自北京至南京沿河设立钞关7处，即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正统十一年（1446）移漷县于河西务，并在长江沿线设立金沙洲、江西九江钞关，在运河沿线增设苏州、杭州两个钞关。其后兴革不一，到万历时，只存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和九江7处钞关。7处钞关之设，反映出运河沿线是明代商品流通最为发达的通道，也是朝廷商品流通税收的最重要来源。万历时期运河商品流量占全国商品流量的近93%，长江商品流量仅占7%强，到天启五年 （1625），朝廷加大税收力度，运河商品流量比重减少到88%，而长江商品流量增加到12%，但运河商品流量仍占绝对优势。

清前期，华北、江北的豆麦、杂粮、梨枣、棉花等，南方的丝绸、棉布、木材、瓷器、书籍、铅铜币材等，仍然通过运河流通，山东、河南、安徽的豆、麦、棉花、豆饼、油、苎麻，山东的梨枣、烟叶、茧绸、腌货，河南的酒曲、棉花、钉铁、药材、碱矾、烟叶，江苏北部的酒曲、杂粮、腌腊制品，北方以至边境的皮张，新疆的玉石，仍然通过运河大量南运，而江南的绸布、书籍、杂货、工艺品，仍然扬帆北上。吴建雍依据档案统计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经淮安北上的绸布船达376只，杂货船多达3896只。

如淮安关，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五年过关客船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八只，三十六年共过客船一万零四十九只，今年（三十七年）仅过船八千零八只”。其中过关豆船，乾隆三十五年多达9003只，乾隆三十六年“通计共过米豆船六千五百五十五只，较上届少过船一千四百只，共过豆饼船四百一十四只，较上届少过船六百三十四只”。可以计算而得，乾隆三十五年、三十六年麦豆船只占到全部商船的70%左右。乾隆四十一年，共有7794只商船经过淮安关，其中米麦豆船7302只，是年经过淮安关的绝大多数是粮船。

清前期，作为粮食的饼豆成为运河流通中比重最大的商品，占了关税的主要部分，而纺织品的比重日益下降。乾隆时，浒墅关税额“资于谷麦米粮者十之六七，资于布帛杂项货物者十之三四”；淮关安无论年岁丰歉，总以“豆货数倍他税，其余杂货较之豆税实不及1/3”。现有研究表明，清前期运河榷关的税收，大体上南下豆货占了60%至2/3。但从运河流量占全国商品流通的总量来说，已由明末的80%-90%下降到清代康熙中期的50%，至雍正初年持续下降到40%，乾隆初年为1/3，嘉庆、道光年间约为30%。

上述均是通过运河交纳税款的商品，除此之外，每年经由运河的漕粮数量也较为可观。明清两朝每年征缴自相当于现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南9省区的漕粮400万石，正米加上耗米，实际达到600万余石。

定制，运丁漕运粮食，准许携带一定量的免税商品，叫作“土宜”。清代前期漕船7692号，每船载正耗米500石，初定带“土宜”60石，雍正七年（1729）增为百石；又定舵水土宜20石，每船运丁舵工水手合计共可带土宜120石。额定所带土宜总数约为92.3万余石，加上超出部分，当在100万石左右。此后漕船所带土宜屡有增加，至嘉庆时每船增为150石，则每年漕船所带土宜已远超100万石。此外，学界一向较少提及，漕船回空也可免费带货。“乾隆初定，回空各帮例带米及梨枣之类”，其时漕船共计6300余只，其中江苏有2900余只，“漕船空重例俱准带货物，凡京城所需南货，全赖江南漕船带运，而江南所需北货，亦赖漕船带回。若漕船全停，不惟南北货物不能流通，与丁船亦多未便”，向来出运，“回空亦许带果物六十石，江西土产磁器、夏布、竹木等项，北省所出黎[梨]枣等物，俱藉漕船往来携带，以供南北民用。今若令行停运，不但弁丁舵水人等概置空闲，与南北货物阻隔，市侩借此居奇，未免于民用不便”。如此，漕船回空所带梨枣等北货，总数则在40万石左右。正耗漕粮，加上土宜与回空带货，总数在750万石以上，甚为可观。由此可见，运河流通货物的总量，其中官方免税的运量，在清代可能不在纳税商品之下，既有研究对运河流量的估计，不免过低，需要辨正。

大运河是南北物货流通大通道，既是就运河南北流通而言的，也是就运河中转接续全国其他地区的物货流通而言的。

一是运河接纳了另一大通道长江的商品流量。明代中期起，长江运输兴起，长江上游以至川楚云贵地区的木材、矿产等，通过荆州、九江、芜湖等关，顺流而下。川湖所产楠松等木，既供宫殿营建之用，又供江南地区造船制器制作家具之用。因此，明代“自江、淮以至京师，簰筏相接”。明后期，通过南京龙江关的各地板材，就有镇远短杉板、綦江短杉板、郁山井短杉板、播州短杉板、建昌杉板、新抬山短杉板、清江河连贰杉板、信宁连贰杉板、澧州枋杉板、巫山杉板、云阳万县杉板、忠州真州贰号板、茅洞杉板、红水杉连贰板、衡州船装松骨木等。明后期，江南也部分需要上江之米。如安徽庐州出米，“吴楚间上下千里，皆资其利”。到了清前期，南京城西北一带的长江中，“帆樯出没，不可纪极，上下两江，旅舟商舶，络绎奔凑”。来自长江上中游的上千万石米粮经由江南运河源源输往苏州、杭州，难以计数的竹木、板材依次流经江宁、镇江进入运河，通过无锡、苏州输往江南各地，粮食甚至接济浙东、福建缺粮地区民食。清前期，江南和浙东、福建粮食缺口增大，常年之间，“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祲而米价不腾”。由此直到咸丰初年，安徽巡抚李嘉端奏称：“芜关税课，全赖川、楚、江西货物，前赴浙江、江苏仪征、扬州、清江浦等处，转行五省销售。”毫无疑问，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的物货，几乎全部是进入运河南北分流输向各地的。

二是运河承受了中原乃至西北地区的流通商品。明清时期，江南与江淮、中州乃至西北地区的商品流通，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南京西北方向水陆间运完成的。这条商道，即是明代隆庆年间徽商黄汴所介绍的“南京至河南山西二省路”。清代，凤阳关负责收缴经由此道的商品税，并一直在发挥作用。乾隆后期，凤阳关税务王懿德奏：“凤阳关税钞，米、豆十之七八，杂货止十之二三。全赖上游豫省陈州、汝、光、固等处出产米、豆，以及凤、颍、泗州各属所产粮食年岁丰稔，客商运往江苏货卖，而下江杂货亦藉回空船只顺便贩运，往来纳税，上下流通，钱粮始能丰旺。”当时淮安、扬州等地税关官员也常常抱怨商民绕越淮扬大关，而从此道行走。

三是运河还转运福建、浙东地区的流通商品。明代嘉、万时人王世懋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他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浦城即福建建宁府浦城县，位于浙江与福建通道，其东北有柘岭，即分水岭，与浙江处州府丽水县分界。在海运大兴以前，福建的大部分商品，是通过此道输入江南的。

运河本身南北流通的商品，加上上述几条通道商品的汇入，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域的商品均经由运河流通。所以乾隆初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不无得意地说：苏州北郊的浒墅关，“为扬关、浙关、浙海关等处中道，凡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嘉庆中期江苏布政使庆保也说：“商贾辐辏之地，上达苏、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镇江一带出口，皆系必经之路。”运河流通成为观察全国商品流通的参照物，运河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

综上所述，运河沿线在明代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带，也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商品流通大通道，在清代，仍是全国极为重要的经济带和商品流通大通道，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

姑苏繁华图（局部）

运河沿线活跃的地域商帮

明代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描述全国各地的商品都会之地，列举代表性商品，是“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显然运河沿线城市及其腹地所出商品最为突出，而经营这些商品的各地地域商帮极为活跃。

明中期起，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的棉布、丝绸和书籍等大宗生活和文化用品生产基地，由于区域经济自然分工，产地与销场的脱节，这些大宗商品和文化用品等，均依赖各地地域商帮远距离大规模的商业经营。

明代中期起，江南棉布销往全国各地，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经运河，过江涉淮而北走齐鲁大地，供应京师，达于边塞九镇，以山东临清为转输中心；一条出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以安徽芜湖为绾毂之地。松江、太仓等地所产标布，明后期“俱走秦晋京边之路”，在华北地区有着广大范围的销路，所谓“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人称“自来镖行自临清以达北都，边商自蔚朔以及宣大，无不贸易此中。其上海一邑，每岁布货镖商流通者不下百万金，即染青匠役亦有万人”。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明代常熟棉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什六，彼民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江阴布，是一种厚实的平机布，“所去者，各盐场与江南江北”；常州与沙头 （属江阴） 布，“号为常熟野路，所去者止邳州及淮北淮西”。无锡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地，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这些地区的棉布，主要销向江淮苏北地区。其时运河物流就呈现出“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或“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的独特景象。清代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说：“今棉花产于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说的仍是这种情形，棉、布对流格局仍旧。清中期，江南棉布奄有广阔的海内外市场，人称：“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断垄坦途，旁郡相间。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匹焉。”销向全国的江南棉布，仅松江一地，就可能每年高达三四千万匹。

福建有一定的棉布生产能力，但所需原料棉花全部来自江南。吴伟业说，在太仓州，“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所谓“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就是闽商大量收购太仓棉的形象写照。清初一度福建棉商不至，苏松棉区农民生活无着，“门里妻孥相向啼”，康熙五年闽中棉商又挟重资到太仓，“举州叹为祥瑞”。自后因为太仓鹤王市所产棉花特佳，“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岁航海来，毋虑数十万金。”清中期上海人褚华也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形成福建蔗糖北上而江南棉花南销的对流局面。棉花输向闽广地区，始终是当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直到清后期，盛况依旧。福建、广东虽能织布，但并非如褚华所说在江南只买花而不买布，而是大量输入棉花的同时也输入棉布。

徽商、江南洞庭商人就以运河沿线的城镇苏州、临清等地为根据地，长时期大规模从事棉布贩运活动，而山西、陕西商人经因运河全线，长途跋涉，将江南棉布贩运到北地乃至中亚，福建、广东商人经由运河南端，将江南棉花布匹贩运回乡，甚至将大量棉布运销东南亚以至后来的欧美各国。清前期，徽商洞庭商人和徽商先是在江南各地棉布市镇开设字号就地踹染加工布匹，清前期又将字号转移到到州阊门外山塘，山陕商人则在棉布产地坐庄收布。

丝绸贸易，万历时杭州人张瀚得意地说，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大地，“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康熙后期，前往杭州采购各式绸缎的山西商人总结，“各路商贾来杭兴贩绸缎，一省有一省所行之货”，其“所行之货，其绸匹至长至重，其绫纱绢囗至轻至短，例付牙行定织”。乾隆时杭州人杭世骏说：“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清中期，南京所产绸缎，“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泝淮泗，道汝洛，朝觐燕饷，祭祀宾客，非宁绸贡段，人或目慑之”。江南各地丝绸销向全国，走的主要是运河一线。在江南丝绸销向全国的贸易中，江浙和山陕商帮居于主导地位。

明中期起，江南是全国最大的书籍刻印生产中心，南京、苏州、杭州以及无锡、常熟、乌程等地，书籍刻印发达，品种繁多，数量庞大，远销全国乃至日本等国。而另一书籍刻印中心福建建阳之书，也畅销于江南各地。北京则是各类书籍的集中之地，书籍主要来自江南和江西。江南书籍刻印发达，但所需纸张几乎全靠从江西、福建和浙东各地输入。于是，江西、福建长汀、浙江龙游的纸商，湖州、杭州和江西等地的书商书船活跃于江南各地、运河和长江沿线。

明清时期的食盐生产和流通，两淮盐场是最大的盐场，盐斤销往长江中下游广袤的六省之地；河北、山东等地行用长芦盐场之盐；江南绝大部分地区行用两浙盐场之盐。徽州、山陕商人尤其是徽商，是运河、长江沿线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盐业运销几乎由这些地域商人垄断。

明中期起，江南由于食粮和工业用粮比重增大，已开始从长江中游输入粮食，从江淮、华北地区输入杂粮豆麦。清前期，江南除了当地食用，还接济浙东、福建一带食粮，粮食缺口加大，每年要从长江上中游输入上千万石米粮，通过运河输入华北、江淮等地的麦豆杂粮五百万石左右，从胶东和关东等地输入上千万石大豆杂粮。在此流通格局下，先是徽商，继而是江西、湖广、洞庭商人，后来是长江口两岸的苏、松、通、泰商人大力从事粮食贩运，而山东、河南、江淮商人一直从事运河沿线的相关贸易。尤其是洞庭西山商人专门从事江南与长江中游的米粮和绸布对流贸易，“上水则绸缎布匹，下水惟米而已”。于是，明代后期起，在原有运河流通南布北棉格局不变的情形下，运河流通又增加了北方豆粮梨枣的南下，长江流通则在两淮食盐上溯之外，增加了上中游与下游之间米粮与绸布的对流。

江南造船业和木器制造业特别兴盛，而北京都城营建需要的珍贵木材数量惊人。徽州、江西等地木商将浙江、南直以及接邻的江西一带所产杉、松等木，或者循新安江水系，经钱塘江，抵达杭州，转运江南各地，或者由长江，经芜湖、南京，抵达镇江，转入运河，分销运河南北各地；徽州、江西和湖广木商将湖广、四川、贵州接壤地区的楠、杉等木以及板枋等材由长江顺流而下，到镇江分流，经运河贩销到华东、华北各地。万历时王士性就曾描述，川、楚之地深山老林的楠木，“大者既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至吴中则拆船板，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力坚理腻，质轻性爽，不涩斧斤，最宜磨琢，故近日吴中器具皆用之，此名香楠。”明后期，徽州、江西等地木商长年从事“皇木”的远距离贩运活动，为北京宫殿营建源源提供木材。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曹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