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 民营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文｜薛方

　　绿色，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底色。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绿色经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础支撑、主要载体。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大庄严承诺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作用和大国担当。“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2030年碳达峰目标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共同构成“30·60目标”，标志着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低碳绿色经济也将成为高质量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我国整个社会经济体系都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民营企业也不例外，需未雨绸缪、乘势而上，积极应对国家碳中和目标。

碳中和，意味着什么

　　（一）什么是碳中和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分析，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世界各地的冰川正在加快消融，海平面以平均每年3.6毫米的速度上升，海水酸性比工业化初期增加了26%，百年一遇的热浪和洪水变得越来越频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面临巨大破坏和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我们的星球正在燃烧”。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我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展需要消耗能源。“碳达峰”就是我们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而到2060年，针对排放的二氧化碳，要采取植树、节能减排等各种方式全部抵消掉，这就是“碳中和”。“碳中和”意味着一个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时代开始结束，一个具有全球共同目标的绿色发展时代即将来临。

　　（二）碳中和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低碳绿色发展是“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十四五”是实现我国碳排放达峰的关键期，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攻坚期。《建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以碳排放达峰倒逼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壮大生态经济，培育高质量发展绿色增长点。同时，也使得低碳转型将成为中国规划与发展战略的核心特征。

　　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必然要求。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碳中和不仅仅只是能源的事，它与产业链、供应链和治理链等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碳中和目标将深刻影响下一步产业链的重构、重组，减少经济增长对碳密集和污染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和国际依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将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会议要求，“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挑战与机遇

　　（一）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的挑战

　　“30·60目标”，是一个需要采取一系列强有力行动并且付出艰苦努力才能达成的目标，面临着一系列科技、政策、市场、治理等国际国内挑战。

　　1.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挑战。我国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刚突破1万美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等一系列艰巨挑战。从能源需求来看，碳排放仍处于上升阶段，尚未达到峰值。从能源消费来看，我国消费总量世界第一，占比高达全球的1/4左右。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我国仍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占比高达85%左右，能源消费目前仍有一半以上用的是煤炭。从发电类型来看，燃煤发电占到整个发电量的62%左右。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2/3。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仅仅需要能源消费结构，还需要全社会经济体系、技术体系、治理体系等方方面面的巨大调整。我们面临着仅用40年左右时间就要将85%的化石能源系统变成净零碳排放能源系统的巨大挑战。

　　2.“公地悲剧”“邻避效应”等治理挑战。“社会—生态”耦合下的社会生态即人类社会的总体生态，集自然、社会和经济三重属性为一体。众所周知，公共品具有两大重要特征：非排他性（non-exclusivity）和非竞争性(non-rivalry)，呈现出主体抽象、利益普惠、内容不确定和易受侵害性特征，如夜排、偷排、过度开采等行为使清鲜的空气、洁净水源、无污染的土壤成为奢侈品。绿色的新技术、新项目、新产业，带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因而容易引发“灯塔效应”“搭便车”“邻避效应”和“公地悲剧”等问题。

　　3.“绿天鹅”袭扰。所谓“绿天鹅事件”，是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1月提出的一个概念，指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对金融市场构成系统性威胁，造成颠覆性影响，就是气候变化所引发的“黑天鹅事件”。清华大学的转型风险模型结果显示，在碳价上升和新能源价格下降的双重冲击之下，煤电公司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会在10年内由3%攀升至20%以上；英国经济咨询机构研究显示，若要实现“巴黎协议”2摄氏度温升的控制目标，转型措施将使煤矿企业的估值减值80%以上。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对全球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安全以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长期的重大威胁，又甚至会引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地区冲突。我国40%以上的人口和50%以上的GDP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巨大。

　　（二）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的机遇

　　1.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驱动。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一大攻坚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是一个重要目标。

　　2.绿色政策供给侧引领。目前，促进绿色发展政策开始规模化进入政府政策工具箱。2019年生态环境部、全国工商联已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在现有的民营企业500强评选中增加对企业的环境责任评级，增加民营企业绿色发展100强评选子项”。2020年3月中办国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将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探索对排污权交易进行抵质押融资、鼓励重大环保装备融资租赁等。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共同发布了气候投融资领域的首份政策《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提出激发社会资本的动力和活力政策组合拳。

　　2021年1月5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印发配套的配额分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2225家发电企业将分到碳排放配额。未来将以该办法为统领，搭建起全国碳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分配方案》首次从国家层面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责任压实到企业。

　　3.全球产业链及其国际标准的重组和重构。过去的世界，我们是依赖于上亿年前的阳光照耀的产物——化石燃料。今后的世界，每天的阳光将为我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热、电和可再生燃料。这对全球产业链的重组、重构都有深刻影响。比如：苹果手机要实现碳中和，那么，负责组装的企业要实现碳中和，为其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环节要实现碳中和，为其提供芯片的企业也要实现碳中和，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现碳中和。这就会对产业链形成新的国际合作、国际分工、国际标准，为中国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到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契机。

　　4.低碳绿色转型的正外部效应溢出。低碳绿色转型产生的不仅是挑战，更会为我国带来经济竞争力提高、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协同效益。来自WRI的报告《零碳之路：“十四五”开启中国低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认为“在国家层面可在2050年单年实现人民币6.5万亿元净社会收益。同时，空气质量的改善在2050年单年就能挽救近200万人的生命”。昆山杜克大学张俊杰主任团队详细评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做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水稻减产36%、小麦减产16%、玉米减产45%。对制造业可能会造成35%的生产力损失。所以说，中国也将会受益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减缓。

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中的减碳路线图

　　（一）行业层面

　　根据联合国环境金融倡议，行业层面低碳计划有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1）全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将首先覆盖电力行业，随后将覆盖范围扩大至化工、钢铁、水泥、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航空等七大行业。（2） 零碳电力。制定并实施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包括2025年和2030年阶段性目标）一致的电力行业零排放或近零排放计划。宣布停止审批不采取有效减碳措施的所有新建燃煤电站。根据碳中和目标设定中期目标，逐步淘汰所有不采取有效减碳措施的燃煤电站。（3）工业脱碳。在“十四五”规划中制定更高的强制性工业厂房能效目标，制定并实施钢铁、化工和水泥行业低碳战略。（4）道路运输。宣布到2040年停止销售化石燃料汽车和货车，制定并实施重型道路运输车辆的全面脱碳战略。（5）节能建筑。新建筑，发布新建筑综合热效率计划，将新建筑的热效率标准推广至农村建筑。现有建筑所有住宅、商业和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目标。

　　（二）区域层面

　　山西、陕西、河南等化石能源富集省份面临挑战大，实现工业快速转型并减少碳排放，短期内会导致一些能耗高、污染严重的行业发展受限。但从长期来看，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激励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美丽中国创建示范区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有望成为“十四五”期间低碳绿色发展的“领头羊”，率先提出并实现碳达峰。2021年之初传来消息，长江将迎来有史以来第一个十年禁渔期——低碳行动已经启动。

民营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路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面对绿色发展的时代趋势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绿色复苏的不确定形势，民营企业不妨可以参考“一个立足、两个坚持、三个能力”的建设路径，融入国家绿色发展的主赛道，积极拥抱绿色新变革，引领绿色创新潮流，开拓绿色发展新空间，作出新时代民营企业的新贡献。

　　（一）立足绿色产业，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发展绿色产业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基石。首先，全链条全周期产业绿色化。提高企业经营中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做好废弃物回收处理，促进从产品设计、生产开发到产品包装、产品分销的整个产业链绿色化，以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良性循环。其次，选好切入点。选择国家发改委、央行等部门绿色产业支持目录的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重点产业方向作为突破口。再次，扩展价值链。不断扩展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金融等绿色产业链和价值链。

　　（二）坚持企业绿色发展理念和恪守《民法典》“绿色原则”

　　首先，坚持企业绿色发展理念。把可持续发展纳入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目标体系，让民营企业的商业目标和社会可持续目标首次在绿色的基点上取得了共识和一致。近年来，在通往市场的道路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未雨绸缪，自觉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经营活动中，探索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企业发展模式；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提供共享出行、循环利用等绿色产品服务；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主动公开生态环境信息，自觉接受公众和社会监督；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助推简约适度、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

　　其次，恪守《民法典》“绿色基本原则”。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基本原则中，郑重地写下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就是绿色原则。这是立法的一大创新，体现了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底线力度，企业经营发展明确违反绿色原则、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后果的合同无效。民法典中有关生态保护的表述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进一步健全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为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拓宽了新路径，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重要法治工具。

　　（三）民营企业绿色转型的四个关键能力建设

　　第一，绿色供应链构建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和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利用国家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政策契机，积极投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行动中，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向高端智能发展，提升企业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通过参与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市场，拓宽企业绿色融资渠道，利用环境标志产品、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扩大绿色消费市场，加强企业绿色供应链竞争力。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新增投资尽可能向绿色项目倾斜，在救助计划中附带“减排提效”条件，设定供应商碳减排等目标。

　　第二，绿色科技创新能力。加强绿色制造和绿色产品生产供给，针对低碳能源、低碳产品、低碳技术、前沿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碳排放控制管理等开展科技创新。从设计、原料、生产、采购、物流、回收等全流程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推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完善绿色包装标准体系，推动包装减量化、无害化和材料回收利用。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工业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开展绿色评价和绿色制造工艺推广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发展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重点针对大气、水、土壤等问题，形成源头预防、末端治理和生态环境修复的成套技术。

　　第三，绿色资源配置能力。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利用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绿色配置，营建绿色资源配置能力，成为企业在低碳绿色发展时代降低制度成本、交易成本和投资浪费，以及参与排污权交易、碳汇市场等驾驭市场的基本功。绿色金融已经成为企业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目前，中国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引领者，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超10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位。绿色贷款不仅具有融资成本低的优势，而且不良率仅为0.73%，较2020年上半年全国贷款不良率平均水平2.10%低1.37%。除绿色金融外，我国融资租赁、保险、碳资产质押融资、林业碳汇、湿地碳汇、海洋碳汇等领域的改革创新也在不断深化，为企业实现绿色配置提供更为丰富的市场工具和基础设施。

　　第四，绿色治理机制和能力。公司治理机制构建是民营企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的核心，而民营企业绿色治理能力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机制现代化程度。绿色治理机制应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构建。其一，生态产业创新的评估制度、生态的认证制度、生态统计制度、生态审计制度、生态核查制度、产权保护制度等制度体系。其二，生态价值的实现机制。其三，ESG投资理念和机制。ESG投资是国际资本市场新趋势。ESG机制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包括信息披露、评估评级和投资指引三个核心因素，是社会责任投资的基础，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2021年还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但ESG投资的增长将会是绿色复苏中一个确定的趋势。ESG投资中“公司治理”是提升公司现代治理体系的杀手锏。2020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治理信息披露制度”。香港联交所2020年《ESG指引》确立了“不披露就解释”的原则。同时，环境违法企业如果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是“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由此可见，上市和拟上市公司、挂牌交易公司和发债企业只有未雨绸缪，尽早建立健全环保合规的公司现代治理体系，方能从容应对，占得先机。

（作者系教育部产教融合首席金融专家、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中心研究员）